老何印象
老何走进我的视线和记忆里，已经40年有余了。
1968年，北票矿务局“五·七”干校接管北票县白石青年林场。在一个夕阳照山庄的时刻，一群“牛鬼蛇神”被驱赶着走进用刺线圈成院落的宿舍里。与“牛鬼蛇神”拉开一段距离之后。列队进入林场的，便是真正的“五·七”战士了。现在的老何，那时候的小何是这支队伍里的一员。
笔管条直的小何，是我们的总领。“五·七”干校接管我们这一百多名知青以后，成立了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小何是宣传队的总领队。那时候，提倡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过夜，每逢毛泽东主席发表最新指示，宣传队都赶排节目，到附近的人民公社或生产队去演出，力求做到让最新指示家喻户晓。也许是上层领导体恤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发话说，凡是翻山越岭出去宣传毛泽东思想而贪了大晚的日子，次日可以不按时出工，睡睡懒觉。好像这样的懒觉也没睡上几回，就有人反映：宣传队的人搞特殊。上层领导坐不住屁股了，出尔反尔的搞整顿，整顿宣传队的作风，整顿宣传队的纪律。宣传队员当然是心不服，口也不服。在大礼堂偏厦开整风会时，队员们有的在炕上坐着.有的靠着墙站着.我负责记录，趴在炕沿边，等待有人发言。结果，整风会从早上开到中午，大家一直是豆干饭——闷着。宣传队的知青队长矮绿鸭（本名高洪基）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冲出门去。何总领愣了一下神，也迅速离开“会议室”。后来，我们才知道，矮绿鸭跑到后山，想找一棵树，吊死算了。紧跟其后的何总领发现势头不对，一脚把矮绿鸭给踢了回来。1969年矮绿鸭返城变成井下工人。一次，矮绿鸭升井，我下班，他从一井大门出来，我从机厂大门出来，我和矮绿鸭巧遇，他讲起这件事，不由得竖起大拇指说：何总领真有人情味呀。 上衣兜里装着小木梳的老何，是美术摄影组组长。1975年，在文革中停刊的北票矿工报几经努力之后，宣布复刊。和矮绿鸭同年返城的我，从机电总厂调到矿工报社。那时，流行的最时髦的口号叫做：我是党的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搬到高楼不骄傲，搬到厕所不悲观。党把我搬到报社，我秉承“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的思想观念，在干中学，学中干，从事政文组的编辑工作。版面布局，需要插图，需要照片，出出入入美术摄影组，再次接触何总领，看到老何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上衣兜里多了一把小木梳，小木梳沾了多少油泥且不去管，老何的头型总是梳的溜光水滑，好像牛犊子舔了似的，他最前面那缕头发还打点儿小弯，这尊容也许是代表着报社的外部形象吧。打扮得挺体统的老何，很神气地背着他的海鸥照相机，下基层采访，抓拍各种场面和人物。有一次，参加局里的一个大型会议，拍着拍着，胶卷用尽了，现换又来不及，他怕挨剋，脑瓜儿一转，来个空拍，局领导在台上讲话，只知道闪光灯频繁的“眨眼”，却不晓得其中有“猫腻”儿。因为这件事，老何被同事们冠以“何乱闪”的雅号。
不知敢和局长开玩笑的老何算不算“人气王”？老何没有傲气，跟谁都能搭上话，上至白发苍苍，下到活裤裆，即便是矿务局局长（仅指于斌年局长那一届，老何和于局长年龄相当），老何也敢伸手在他后脑勺上撸一毛钱的。我家离报社很近，儿子小时候常往报社院里跑，那时候，工资低，孩子没有好东西吃，老何一见到我儿子，就拿块面包逗弄他说：“管我叫什么？”我儿子也不是那吃亏的主，冲着面包，嘴也得甜：“叫爷爷，何爷爷。”咂巴着小嘴，吃完面包，再向他：“说，跟我叫什么？”“叫‘何大裤’！”被叫了“何大裤”的何爷爷，笑呵呵地，假装用手拧我儿子的大腿里子，我儿子是两腿不赶趟，仨鸭（丫）子就跑。
老何有很多绰号。第一个绰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是抗震救灾的时候，广播员小高在防震棚外面站岗无意中听到的；第二个绰号“何乱闪”的来历，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就不再赘述；第三个绰号“何大拿”，是他学有专长，有独门绝技，并成功地举办过个人摄影展；第四个绰号“何大裤”，不是他一人的专利，当年，报社有工间休息的习惯，休息时打排球，凡是接不住球的，都被称为“大裤”，我们这些人又不是国家队的郎平，当“大裤”太容易了。
老何不在乎大家叫他的绰号，你叫他何景祥，他也许还不习惯，不知道招呼的是谁呢。对吧，老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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