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难忘的好领导 ——回忆王冠青同志_我们正年青_北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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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9/12/18 10:00:06
来自：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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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生难忘的好领导

                                                                  —  回忆王冠青同志

                                                                                                                          南京  周道纯

       2001年12月27日，王冠青同志因病在沈阳逝世，距今已经18年了。

    在这18年里，我经常想起他。因为，他是我在北票煤矿工作9年中最尊敬的领导，是我的恩师和引路人。

    1968年的夏天，我从南京大学毕业，来到偏僻而贫穷的辽西，在北票煤矿的工程处土建队当工人。此后几年，我和队里的工人师傅，从不认识到认识，到熟悉，进而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我在那里，还担任了土建队的业余报道员。我写的稿件，先后被工程处广播站、矿务局广播站采用。有的报道，还在朝阳日报发表。

    大约在1972年，我从工程处的土建队木工组，被直接调到矿务局宣传处做新闻干事。对一般人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可是，局机关里，天天要学习，讨论，还要人人发言，我感到很不习惯。

    我们的处长很严肃，很谨慎，我感到和他之间有明显的距离。那时，全处十几个人，就是我不是党员。经常开会开到一半，还要传达一个文件，或讨论什么事情的时候，处长会大声宣布：“下面请党员留下，非党的同志离开。”

    开始，我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有的重要文件，只是在党内传达，或先党内、以后扩大到党外的；还有如研究发展新党员的事，都只能是党员才能参加的。

    处长这样做，是按规定办事的。但我自己却很敏感，每次听他这么宣布，我就像个有问题的人，灰溜溜地走出去。

    开头还可忍着，经常这样，自尊心很强的我，就实在受不了。有一天，我对处长说：“我发现自己的思想水平很差，还要到土建队继续劳动改造，向工人师傅学习。”没等他答复，我就走了。

    回土建队木工组干了不久，上面领导发话，还是要我回局里去。土建队的老师傅们也多次语重心长地劝我，我就又回到局里工作了。

    不久，我们处的处长换了。下放农村劳动的王冠青同志回来了，担任宣传处处长。他个子很高，衣着朴素，像个老工人，圆脸上常有很自然又真诚的微笑。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是一个好人，是很容易接近的一位领导。
    冠青同志来后，我听不少老同志说起他。有的说，他的政治理论水平很高，有些比较深的理论问题，他能很清楚又通俗地解释，使大家很快理解了。有的说，他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以前在北票矿工报当总编时，常自己动手写出不少好文章来。有时因病写不了，他就一句一句口述，由记者记录下来，并不要作多少修改，照样是一篇好文章。

    后来，我从自己的观察和接触中，感到大家对他的赞扬是有道理的。一股敬佩之心，在我心里油然而生。

    冠青同志虽然在领导岗位上工作时间很长，但一点架子也没有。我们看到他，就像是一个亲切的大哥。他对处里每个人，都很尊重。开会时，他总是和大家一起热烈讨论，对于不同的意见，特别注意认真地听取和考虑。

    处里每次开会讨论，冠青同志自己发言，也要大家发言。

    开始的时候，我自知不是党员，还是“臭老九” ，所以很怕在开会时发言。王处长就鼓励我，我有时还是不想讲话，他也不勉强，而是笑笑说：“小周可能还没想好，让他想好了下次再说吧！我也有一些话留到下次说！”而当我鼓起勇气在讨论时发了言，他不但认真听，还加以表扬和鼓励。

    和以前一样，处里开会，有时也留一些时间开党员会的。遇到这种情况，冠青会提前告诉我：“我们上午是先开全处同志的会，然后党员留下来再开会。你就到我办公室来，我有一份材料，请你抄一份，能抄多少就抄多少，抄不完的我来抄。”

    这样，全处人员开会，要说的事情说完了。接着，就要开党员会了。这时，他会向我点点头说：“小周，我早上和你说的，要抄的材料，就在我办公室桌上。你去吧，只要抄一份就行了。”

    也有时，他会从报纸上找几篇文章来，放到办公室桌上，让我在开党员会时去他办公室看报纸。冠青同志有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所以，他选的都是比较重要的文章，对我在选择新闻线索，提炼主题方面有很大的帮助。

    自从王处长来后，碰到党员留下开会，我常常是心里暖暖的，高高兴兴地离开的，再也听不到高喊 “请非党同志现在离开”这样的话了。

    冠青每次向处里的同志布置工作任务时，没有一点命令的口气，总是很用和善的，商量的态度。那时没有复印机，重要的文章，文件，只有手抄。所以，我们好几个同志常按他的要求抄文章。

    而每次要我抄时，冠青都要先问我，手里正在做什么。听我说不忙，他才要我抄。我记得，有一次，他要我抄一份材料，我为难地说：“我正忙着写一篇报道呢，时间很紧迫。”他听了，就笑笑说：“那你就集中精力把稿子写好。我另外找人抄。”还有一次，他给我布置一个任务。我说：“我已和下面约好了，要去采访的。他们都等着呢！”他不但表示理解，还鼓励我：“好的，不能失约。我找其他人办。”

    这样的情况有好几次。那时，我也问过自己，处长要我做的事情，我拒绝了，虽然有理由，总不太好吧。处长会不会不高兴呢？经过我的多次观察，发现他一点意见也没有。我还常从其他同志口中听到，处长经常在领导和同志们面前夸奖我的字写得好，表扬我工作认真。

    冠青对我这样关心和爱护，我从心里敬佩他，深深地感到他是我的好领导，是我的良师益友。由于遇到他这样好的领导，再有报道组组长张广纯同志的传帮带，我不但安心在局里上班，而且每天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并陆续写出一些比较好的新闻报道了。

    我记得，在我到宣传处工作了一年多后的一天下班时，冠青同志约我谈心，从生活到工作，谈到今后的打算。我汇报说：“你来了以后，对我很关心，处里的其他同志也关心我。我感到现在就是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他还问了我母亲和几个哥哥的情况，听我说，我的三哥在江苏省的省级机关工作，是个老党员，他便说：“我正想和你谈这事呢！你哥是老党员，你也要争取入党啊！”

    我沉默了一会告诉他，在大学二年级时，我就是入党积极分子，政治辅导员老师曾说我已经具备入党条件了，还要我写了申请书。但我交了申请书不久，老师又告诉我，入党是要经过长期考验的。之后，班上发展了好几名党员，我一直入不了。

    冠青同志听了没说什么，他要我再写一份申请书。我很为难，表示不想写了。我告诉他，反右派时，我的大哥被划成右派。我有的亲戚家里是富农。所以，大学里没有能入党，可能与这些有关。王处长听后点点头，说：“家庭问题看自己，重在你本人的表现。”

    我虽答应他了，心里也很感谢领导的关心，但写申请书的事，我并没有考虑。我认为，处长的话，也只是关心关心，鼓励鼓励我罢了。我是“臭老九”，毕业鉴定对我的评价也是一塌糊涂，现在把我调到局里工作，也就是用我能写点东西这一技之长而已。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冠青同志问我，申请书有没有写好？我摇摇头，并说了我的想法。他听了很郑重地说：“你不能这样想，要相信党的政策，相信组织。”并说：“只要你坚持不懈地努力，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相信你一定能入党的。”

    我想不到他这样关心和重视，真是诚心诚意，令我无比感动，终生难忘。当天晚上，我就认真地写好申请书，第二天交给了党支部。一年多以后，我终于入了党。

    听有的老同事后来告诉我，开头，支部里有的党员是坚决不同意发展我入党的。他们的理由是，我这样的人，“中毒”太深，社会关系又不好，起码要再考验十年、八年。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冠青一再说明，家庭问题看本人，本人情况看表现。另外两位支委也是老同志，赞同他的观点。在这一年多里，他多次向大家介绍我的思想情况和工作成绩。最后，党支部终于一致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

    我入党以后，冠青依旧关心我，爱护我。我是个直性子的人。平时，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什么顾虑。局机关里有一股浓烈的气氛，就是凡事都要“讲政治”，“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我虽然小心翼翼，有时还会说一些不合事宜的话，被有些处室的干部拿来“上纲上线”。每次，都是报道组组长张广纯为我承担责任，王处长向有关人员解释。由于他们的爱护，我才得以平安无事。

    即使在我从局机关调到矿工报社工作后，冠青也是尽力关心我，爱护我的。他知道，从事文字工作的人，绝不能在政治上出问题。他更知道，我是一个有啥说啥，没有防人之心的人。

    大约是1976年春天吧，因为周总理的逝世，人们怀念总理，痛恨反对总理的那些大人物，所以社会上流行很多关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的传说。

    有一天，局里突然开展了声势很大的“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的运动。把凡是议论江青、王洪文、张春桥这些人的话，都定为“政治谣言”。那时还规定，每个党员至少要交代5条“政治谣言”，才能过关。自己传播过的，要交代；知道别人散布的，要检举接发，加起来达到5条就过关了。多于5条可以，少了不行。还有，凡人家检举你说的“谣言”，汇报到上面了，你自己这里并未交代，也是过不了关的。一时间，全局上下，人心惶惶，一片恐怖。

    那些日子，白天晚上，我都心神不定。我自己平时在报社是说过一些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毛远新的传言的。但是，编辑部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很朴实，很忠厚，他们对我很好。我和他们没有什么大的矛盾，他们之中也没有哪个有野心，想通过揭发我来往上爬。所以，我估计他们是不会揭发我什么的。

    但是为了要过关，我只好编了几条，都不是很严重的。

    比如，我听说有的东西要涨价了，自己也传播过。这会引起社会恐慌。我也说过，毛远新和我一样是大学毕业生。他也没打过仗，没有什么大贡献，就是因为是烈士子女，毛主席的侄子，就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了。这样弄了5条交上去。

    很快，上面对我的评价是：“还有的没有交代。”我想了又想，在原来的5条基础上，又加了3条，但还是过不了关。

    我这时真编不出来了，告诉领导，只有这么多，实在想不出来了。我反问报社领导：“说我不彻底交代，他们有什么证据？”报社领导也无奈地说：“我们也不知道，局里的领导小组说你过不了关。他们肯定掌握了材料，你自己再想想吧！”

    我心里着急又迷茫，真不知道要交待什么谣言，才能过这个关。

    有一天，我心事重重地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意外碰到了冠青。我对他说起了这个事，他小声告诉我：“你从上海回来，在宿舍里和几个人谈到王洪文。你不把这事说出来，是过不去的。”

    我一听脊梁冰冰凉，突然就想起来了，是有这事!我是和几个“臭老九”说过的，是哪个家伙把我出卖啦？我仔细想了想对处长说：“我已猜到是哪个揭发我的了。”冠青说：“你先不要想谁揭发的，你考虑好怎么把这事写出来。”

    后来，我就又写3条，并把这一条夹在里面。我写明：“是春节时我回上海探亲，坐在一辆公交车上听人说的。当时也没注意那个人的样子，那人很快就下车了。”同时，我也把自己批判了几句，如阶级斗争观念不强，政治警惕性不高等等。上面看了这些，才放我过了关。

    冠青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体现在很多方面。许多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我还依然记得清清楚楚，无法忘怀。

    我在北票煤矿时，大多在机关食堂吃饭。有时晚上下班回宿舍，也会用煤油炉自己做点简单的饭菜吃。到星期日，不上班了，食堂只供应两顿饭，上午9点，下午3点。老同学郭世信家，印刷厂会计李兆华师傅家，总医院金宝廉大夫家，也去吃过好多次。领导家里，我只到冠青家吃过饭。

    我记得，有好几次，星期天下午我去食堂吃饭时候，冠青的小女儿王砺，就会在食堂门口等我，说：“周叔，我爸请你到我家吃饭。”开始我是很不好意思的，但我知道处长的为人，我如不去他家，他会亲自来要我去的，因为他家离食堂很近，几分钟就到了。所以，每到小王砺在食堂那里告诉我，我就老老实实到处长家吃饭。吃饭时，处长会问问我母亲，哥哥的情况。他的夫人张爱友，总是在一旁笑着看我们谈话。我每次去吃饭，都感受到家一般的亲切和温暖。

    我出生一个月，父亲就病逝了。家里上有祖母，下有我们兄弟4个，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在母亲身上。我母亲虽不识字，却非常坚强。她含辛茹苦，为祖母养老送终，把我们养大成人。所以，我们弟兄深感母亲恩重如山，对母亲非常的敬佩和孝顺。

    冠青知道我很牵挂母亲，所以他经常问起我母亲的情况，关心她老人家的健康。尤其是我母亲患癌症后，他一次次给我以难能可贵的关心和帮助。

    有一次，上海来信说，母亲发病住院。我走得很急，每月44元的工资，已所剩无几。冠青知道了就拿出来300元给我。我说：“你就先借给我100元吧！”他说：“抢救人要紧！到医院里要多带钱。”

    我当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这是他好几个月的工资啊！他上有老人，下有4个子女，负担不轻，而他却毫不犹豫地借给我。我的母亲生病，就好像是他的母亲生病一样。当时，我是含泪接过了这300元的。

    还有一次，在1976年1月，我已从局宣传处调到报社一年多了。上海来信说，母亲的病情很不好，现在需要一种药，但医院是限量的，一次开不了几支。我到矿务局总医院找熟悉的大夫，他们也说不能多开。我当时急得团团转，毫无办法。

    冠青知道后，就发动宣传处的同志到处联系。几天时间，大伙就从附近的几个县医院弄来了不少这种药。可是，在我抱着一线希望，急忙坐火车回家的途中，母亲就去世了。冠青和老同事们想方设法找来的药，虽然一支也没有用上，但他们对我亲人般的关心和一片深情，我是永远也忘不了的！

    一个好的领导，不光要尊重和信任下面的同志，发挥他的积极性，还要想着他的未来。

    我没有问过冠青，但我估计是他推荐，把我从局机关调到矿工报社的。我心里明白，像我这样喜欢独立思考，又有话就说的人，当时是不适合在说话做事都需十分谨慎的机关工作的。如果到报社做记者，就需要有自己的、与众不同的看人看事的角度，并且有自己的观点和感受，才能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写出好的新闻报道。

    事实也是如此。我到报社以后，感到非常的自由和活跃。喜欢从一般人不大注意的地方找新闻，甚至有些人认为不值得一写人和事，我却写出了有价值的报道。冠青真是一位善于识人用人的好领导。

    我还记得，有一天，冠青要我到他家吃饭，说有事情要和我说。我不知道他要和我谈什么事。

    饭后，他说，看我在报社写的报道比在局机关时多了，非常的高兴。接着，又很关心地问我将来有什么打算。那时，没有其他的领导这样问过我，所以，我一下子回答不出来。接着，他告诉我：“最近，煤炭部向北票矿务局要一个搞文字的人。我看你是符合条件的，但要听听你自己的意见。你如果愿意，我就推荐你去。”

    我知道，能到北京工作，那是多少人羡慕的事！处长推荐我，这是对我的关心。但是，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她老人家曾多次表示，晚年要到南京和我生活在一起。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冠青亲切地对我说：“你将来怎么发展，我考虑很久了。我想，你以后有三条选择：一是在报社继续工作。全报社就你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那里是很需要像你这样的人的。二是到煤炭部，从事文字工作。文字上，你没有问题。至于在机关工作，只要自己努力学习，严格要求，多向老同志请教，也会很快适应的。三是你回南方，也就是老家。你可以考虑一下，再告诉我。”

    我真想不到，我早已离开局宣传处了，他也不是我的领导了，还这样关心我。我当时听了十分激动，又非常感动，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流，却说不出一句向他表示感谢的话。

    过了一会，我告诉冠青：我的老母亲已77岁了，我想回南方。他想了想，看我已下了决心，就说：“那好，就请组织部帮你联系工作调动的事，你自己也要和那边的单位联系。”

    后来，经局组织部的关心，以及我在南京的亲友和老师努力，一年多以后，我调到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离开北票前，冠青专门请我到他家吃饭，还和我作了一次长谈。他表扬了我不少优点，同时也希望我能克服一些明显的缺点。他还抱歉地说，你走得匆忙，我本想送你一套《鲁迅全集》的，但一直没买到。等我以后买到了就寄给你。

    我回南京不久，他就寄来一大包书，还有一封信。他说：“《鲁迅全集》还是没有买到，我就买了一套《史记》送给你留念。”

    这是冠青送给我最好的礼物。后来，我在南京买到了一套《鲁迅全集》，并写信告诉了他。

    几十年来，我经常看《史记》和《鲁迅全集》。睹物思人。每次看时，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冠青同志亲切和蔼的脸庞，想起他对我的关怀和教导。他对我的谆谆教导和亲切关怀，是我几十年来勇往直前的信心和力量。

    我在冠青同志领导下，虽然只工作了二、三年，但他留给我的印象却是那样的深刻。去年秋天，我到朝阳和北票看望老领导和老同事时，凡是认识冠青同志的，一说起他，无不充满了由衷的敬意和深深的怀念。

    我想，一个好的领导人，如果既会用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来管理单位，更能用自己出色的水平和能力，高尚的精神品德和人格魅力，使大家从内心真切地感受到领导的信任和关心，同事之间的亲如手足，风雨同舟。那么，当他在位时，必定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当他离开岗位，甚至在他去世好多年后，仍会使人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和感恩之心。

    王冠青同志，就是这样的好领导。

                                                                                                        （2019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