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有一棵老槐树，离我家老屋很近，父亲说，那树至少有60年了，小时候，那树下是我们这些孩子的游乐场，我们在树下打布口袋，跳马莲绳，滚铁环，撞拐......赶上雨过天晴，我们也会在树下找个平整的地方玩“猜字儿”。那树下也是大人们茶余饭后聊天的地方，树下那一块块被磨得光光的石头就是证据。当然，赶上人多，那石头自然是不够坐得，大人们便脱了鞋坐在屁股底下。大家聊的话题离不开那几亩庄稼地，或是自己的，或是人家的，也离不开自家的几口大牲口，他们很少聊邻村的事情，或许他们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眼前的事。母亲自然不喜欢那里，她不喜欢谈论东家长西家短的问题，她从来不在背后议论谁家的事情，母亲只觉得低头过自己的日子是最幸福的，我们搬出老屋后，母亲不让我再去那槐树下玩耍，而我却禁不住那里孩子们的嬉闹声，时常会背着母亲，偷偷带着妹妹溜出去和那些孩子在大槐树下疯一会儿，哪怕回来是一顿狠批，我也认了。
读书的那些年，几乎没有时间和那树下的孩子玩耍了，那里不再属于我，我也渐渐疏离了那里，后来，我离开家去外地读书，那树下玩耍的孩子也没有了我儿时的伙伴，他们也都各奔东西，有的在外打工，有的早早找了婆家。每每提到曾经在树下玩耍的孩子，母亲满脸的骄傲，她眼中，自己的孩子是最有出息的，不用再和她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天天顺着垄沟走了。母亲的心思，我理解。
工作后，我没有再去过那树下，树下的人影也逐渐稀少了，偶见夏天的晌午或是晚饭后，会有一两个老人坐在那里闲聊。我路过那里，也总会打声招呼，习惯性地说一句“在这歇着呢？”
现在，再回家，树下只剩下一个身影——我老奶奶的儿媳妇，我的老婶。我老婶今年比我大不了几岁，老爷爷当年老来得子，有了我老叔，谁知道生下来就是个智障儿，成年后，娶了同样智障的老婶。几年前老奶奶在的时候，老婶是可以做些农活的，而且也很任劳任怨，老奶奶也不亏待她，穿的也很干净，老奶奶去世后，家里没了主事的人，老叔连钱都不会花，全年靠政府扶持，衣食住行也算无忧了，谁知，这几年老婶竞得了精神病，整天蓬头垢面坐在那树下自言自语，不分春夏秋冬，似乎那才是她最信赖的地方。我每次回家总和母亲聊起老婶，母亲感叹老婶的苦命。
如今村里留下来的人大多都是老人了，年轻人都离开了那里，如今也修了公路，通了汽车，但是更多的人还是选在留在了外面，那老槐树依然茁壮，它见证了村里的一切，目睹了时代了变迁，也承载了太多的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