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忆旧
不知从何时起，辽西人形成了在清明节这天，给逝去的先人上坟烧纸，祭祀亲人的习俗。为了防止山林火灾的发生，乡政府安排每名机关干部看护一坐山头，一是引导人们安全用火，一是发现火情时要及时扑救。 初春的辽西，乍暖还寒，晨风清冷，半阴半晴；登高远眺，山峦层叠，岸柳泛青，漫山遍野的“辽梅”（山杏树）含苞待放，那一条条沟沟岔岔里星罗棋布地坐落着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村庄，此时正是炊烟袅袅：离村庄不远处的黄土坡上，安卧着一座座新新旧旧的坟茔，那大多都是辽西人的祖先和亲人吧。
这真是一个让人忆旧的时节，我想起了几位我尊敬的故人，也是我的亲人。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呢？
留给母亲红头绳的大舅
我不认识大舅，也没有见过大舅，连一张照片也没有，他牺牲那年母亲只有12岁。
听母亲说，日本鬼子投降那年春天，伪满洲国抓兵，18岁的大舅为了逃兵，就用烧红的铁条刺伤了自己的小腿肚子，又往伤口上撒了一把盐，结果，伤口发炎溃烂了，流着黑白相间的脓血，走路一瘸一拐的。由于疼痛难忍，他就喝大烟止疼，一来二去就染上了大烟瘾。当时外公家里很穷，他就偷家里的粮食换大烟，一次大舅和母亲在碾道里磨小米，本来就不多的小米，大舅还是拿了一些去换大烟，他不让母亲回家说，答应过年给母亲买红头绳。母亲说，过了两年他都没有买，可能母亲也忘了要了吧。
1947年春，大舅参加了东北野战军，几个月后捎回口信说，大烟戒了，伤口好了，还打了两次胜仗。可是，这年秋天，大舅被担架抬了回来，说是在攻打我们这个县城时受伤的，抬下来的时候就咽气了。在他的口袋里有一个血染的识字本，半截铅笔，还有几尺红头绳。
那年大舅20岁，如果不战死，或许也成了军官了吧。
收破烂的五大爷
怒鲁儿虎山山脉的大黑山脚下的老宅川上游，有座棒槌山，山下有两间小土屋，屋里住着五大爷。五大爷姓杨，按老庄亲论，他同家父一辈，年长家父，族内排行老五，因此称他为五大爷。
五大爷1947年加入东北野战军，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抗美援朝战役中任某部通讯班班长，荣立过三次三等功，一次大功。1954年复员后，在深山沟里平平淡淡地生活，同老伴儿一起生儿育女，在贫瘠的土地上耕耘、收获。
五大爷没有受过伤，荣军津贴不多，但是不论在怎样的困难情况下，他从来也没有向政府要求过什么。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为了补贴家用，他赶起了骡子车，风里雨里走村串户收破烂，十天半月将破烂分类整理后，送到80里外的县城收购点，一年下来也收入个一两千元。
五大爷从不喝酒，可每年的 “八、一”建军节这天，他都买上点酒，困难时一两二两，后来就是一瓶，在棒槌山下的小溪旁，静静地坐在石头上，慢慢地、慢慢地将酒洒在缓缓东流的溪水中，他不烧香，不烧纸，也不言语，只是默默地、默默地看着融入酒的溪水渐渐地、渐渐地远去。我曾问过他：“是悼念故去的战友吧。”“他们几个都爱这口，吉林那个大个子一回能喝二斤呢。”而后象是自言自语道：“唉，啥用呀，喝不着了。”五大爷说，他们一起入朝的一个班，就回来他们三个人。
十几年前，五大爷在房前屋后连续栽植了很多杨树，粗的做檩材都可以了，可是他想再建两间房子，就是舍不得放树而没有建。前年，76岁的五大爷病故了，就埋在棒槌山下那片杨树林旁。那片大大小小的上千棵的杨树每年都早早的给山村送来春天的新绿。
曾想着替五大爷在建军节那天往家乡的小溪里洒上一壶老酒，可还是忘记了，今年能记住吗？
没逃去台湾的郑大爷
妻子的大爷住在辽西更偏僻的山沟里。听岳父讲，他是一位不错的猎手，十几岁就跟着大人进山打猎，目力好，枪法准，狍子、黄羊、野猪、狐狸没少打过，七、八十米可以说弹无虚发，同别人一起还打死过狼呢。
1945年，郑大爷被抓当了伪满州国的伪军士兵，日本鬼子投降后又改编成了国民党士兵，从辽沈战役以后，象退潮的山洪中的一滴水一样节节败南。1949年，他所在的部队在福建准备逃亡台湾，因为船没有停在码头上，就搭了一条木板天桥上船，天桥上他故意地被人挤了下去，并用猎人的精明躲过了“自己人”的枪弹。后来被人民解放军收纳，成了解放军战士，先后参加了广西剿匪和抗美援朝战争，还荣立过两次二等功呢。
“文化大革命”时，郑大爷成了审查对象，可是不论怎么审问，他就是一句话，在反动军队里，从没打死打伤一名抗日战士和解放军战士。现今想来，战斗中如果他枪口不抬高三寸，他敢故意从天桥上掉下来吗。一个风高月黑的深夜，郑大爷一家消失了，猎人的机警又使他躲过了“自己人”的炼狱。直到十几年后，落实政策了，他才举家回迁故里，听人说他在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里住了这么多年。
郑大爷是否还记得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的战友吗？真想知道他从天桥上掉下来的时候，向他放枪的“战友”是不是枪口也抬高了三寸。没有问过他。
2004年4月5日乐地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