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传身教 如沐春风
————回忆恩师王冠卿同志
王天荣 王冠卿同志，是我在北票矿务局宣传处工作时的老处长，也是我的恩师。他虽已仙逝多年，但是他那慈祥的面孔，高尚的精神情操，导师的道德风范，永远铭記在我的脑海里，永远印刻在我的心间。
我是1975年8月，被老处长从矿务局机电总厂四車间，要到矿务局宣传处理论教育组工作的。
弹指一挥间。到1994年上半年，我在宣传部整整工作了20年。回想走过的历程，我由一个普通青年成为一名党务干部，固然有我自己的努力，但是，没有王冠卿处长的谆谆教导和精心培养，我是不可能不断进步，迅速成长起来的。这就像一块石料，不经高级工匠的精心打磨，雕刻，润色，是难以成其材的。处长调我进了局机关还在朝阳工业学校读书时，我已是朝阳地区学毛著积极分子。1968年因此而入伍，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模范红九连所在团服兵役。从那时起，我就喜欢学习理论，成为75炮连理论骨干，先后为战士们辅导过《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矛盾论》、
《实践论》。1973年，我复员到朝阳轴承厂，同年6月调入北票矿务局总机厂四车间。因为我喜欢理论学习，又曾在辽一师院，参加过
学习有关马列理论的培训班，所以，领导上常要我为本车间乃至全厂的工人和干部，做理论学习的辅导。不久，正赶上组建工人理论队伍，我被局工会聘请为工人理论辅导员。
后来，局里举办了好几期工人学习理论的培训班，我有都幸成为主要辅导员。有时，我也为全局干部讲解辅导。
由于领导对我的关心和支持，加上我自己的努力，所以，我的工作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有的同志们甚至对我说：“王天荣，你现在在矿务局都有名气啦！”但是，我自己知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学无止境，我要坚持不懈地努力。
到了1975年，我的主要工作，是为全局职工讲解“33条”。有时，我也抽出点时间为四車间写点经验材料。在这期间，朝阳地区工交部，曾要调我去政工处工作。我因孩子小，家庭负担重，谢绝了这次升迁。随后，总机厂要调我到厂部当报导干事，我也以写作能力不够为由辞掉了。
在当工人理论辅导员期间，我与局工会宣传组，局宣传处的有关同志经常接触，他们也时常听我讲课。时间久了，我和他们，从互相认识，熟悉，到彼此之间有了比较深的感情。
记得有一天，矿务局宣传处的邱忠春同志来車间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到宣传处工作。忠春同志笑着说：“王处长很喜欢你，你没去朝阳和机厂厂部工作，他都知道。为了尊重你个人的意愿，没有动用组织程序，先让我代他来征求你的意見。”
其实，对于王冠卿处长，我当时并不熟悉，也没有直接见过他。他却很关注我，使我既感到意外，又很感动。后来我才知道，他对我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宣传处同志介绍的。因为，我不仅仅是工人理论辅导员，也是四车间的工作骨干。那时候，四车间是局宣传处的宣传典型，局宣传处的张广纯、邱忠春等同志都在这里蹲过点。四车间的“十老学毛著”、“五四青年组”等，都在局里介绍过学理论的经验，那些经验材料也都是我写的。
王冠卿处长从处里的同志那里，时常听到对我的好评，在他心里产生了好感，并进而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当宣传处根据工作需要，选拔理论教育方面的人才时，他就想到了我。
但是，邱忠春同志把王处长的意见告诉我后，我当时却感到很为难。说句实话，我真不愿离开电钳工工作岗位，可是，说不去又觉得辜负了王处长的知遇之恩。我认真想了想，就答应了。同时，我也表示，如去局里也只做理论教育工作。
过了一个星期，局里来了通知，要我到局里工作。从此，我就在王处长的麾下，在理论教育组同郭世信同志一道，开始了理论教育工作的生涯。
我记得，王处长给我最初的印象，是他的知识渊博，为人和蔼可亲，老成厚道。在平时工作中，他律己很严，谨于言而慎于行，对上尽量少说话做到心中有数；对下也不直接批评，而是多表扬和多鼓励。我想，这既是他与人为善品性的体现，同时也可能是接受“文革”教训的缘故吧。 但是，王处长对工作的认真负责精神，对下面同志的关心和
爱护，是我们处里同志公认的。就我自己来说，更加有切身的体会。那时，局机关干部的编制是控制得很严的。一个普通工人，要变成干部身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处长既考虑实际需要，又按政策规定，先以借用的名义，让我到局里工作，组织关系和工資关糸还保留在四車间。在我工作一段时间后，他亲自出面，找局干部处的处长张学敏同志商议，决定用以工代干的名义把我
调到局宣传处工作。
指导我做局常委的学习秘书
当时，局宣传处理论教育科的工作，不但要主管全局党员干部的理论教育，同时要负责局常委会的理论学习。我到那里后，郭世信同志就把跟随常委学习的任务交给了我，担任常委学习秘书。
矿务局党委的常委，是全局的领导核心。他们的理论学习，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如何，能不能把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关系到全局干部和职工的思想，关系到全局各项事业的发展。
但是，我担任常委学习秘书之后不久，发现常委们的学习内容很随意，有时念念报纸，有时传达文件，甚至用开会代替学习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每次学习，很缺乏理论学习的氛围，常委们的学习兴趣不浓，坚持得也不好。
我把这些情况及时向王冠青处长作了汇报，并谈了我的想法。他听了非常重视，建议我对常委的学习方法和内容，进行调整。于是，我按照中央关于领导干部要系统的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要求，先做了个一年要读一两本书的总体安排，从时间到学习内容作出详细计划。王处长看了后，不但支持和表扬了我，他还领着我，在一次常委学习会上通过了我做的总体安排，并建立点名请假和写读书笔记的制度。
从此，常委会的学习走上了正轨，时间上也得到保证，基本做到雷打不动。在学习内容上，坚持与当时干部们的思想实际，以及全局的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因而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局常委们都是有多年工作经验和较高理论水平的同志，而我是从基层上来的，所以，给他们做学习秘书，我深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王处长知道我的心，他经常鼓励我，并给以具体的关心和支持。他告诉我：“学习秘书也是理论辅导员，你要先学一步，认真领会，还要勇于发言，善于辅导。”
在老处长的启发下，我终于找到了怎样当好学习秘书的门道。比如，每次在辅导常委们学习前，我自己首先对所要学习的内容，认真地反复地阅读。对于一些难以理解的论断，一些典故，我事先都仔细查阅有关资料，弄得清清楚楚，做好充分准备。我还力求在辅导讲述所学内容时，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通过不断的努力，我的辅导工作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我和常委们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半年后，常委们的理论水平大有提高，我也得到很大的锻炼。有些常委还夸奖我说：“小王的学习秘书当的有名有实。”
他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
桃李无言自成蹊。日常的工作中，王冠卿处长很讲究工作方法，具有很高的领导艺术。
他没有一点领导的架子。他从不用命令的口气，要下面的同志完成工作任务。他更不会对我们的工作，提出生硬无味的要求。他总是用商量的态度，告诉我们要做的工作内容和目的，并听取我们的意见。往往在平时的交谈中，他就把自己的思想提示给你，让你自己引起思索，在工作中认真落实。
王处长对工作的指导，总是遵其义指其道，用无言的行动启发大家。他也不采用那种开会议布置任务，会议结束就万事大吉了的方法指导工作。他对每项工作都是有研究，有布置，有检查，有总结的。
他特别注意观察和了解我们的思想和情绪，发现问题后，也很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及时给我们以指导和帮助。
比如，我当常委学习秘书一段时间后，我感到这工作远不如我以前给基层干部和工人做辅导容易，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当时并没有对王处长说，他却敏锐地发现我思想上有为难情绪。在一次下班途中，他就和我边走边谈，亲切地对我说：“上头对常委学习的要求很高，学习秘书不好当呀。你过于谦虚，过于少言寡语都不行。不要因为人家都是领导，你就不辅导，不敢说话。要把这个工作做好，你就要善于辅导，大胆工作，敢于说话。”
他的话，就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给了我很大启发，也给了我极大的勇气和力量。以身作则引导我努力学习王冠青处长很关心我，重视我。他常教导我，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
他深知宣传工作的特殊性，要求同志们不断的学习再学习。我们宣传处的资料室，里面有很多书。这些书放在那里，不是摆摆样子的。在他的眼里，这些书是古今中外人类思想经验的结晶。大家如果充分利用，查阅有关资料，翻阅历史，学习理论，就能从前人的思想和经验里得到启示，提高我们自己的水平。
在这方面，老处长他身体力行，充分利用里面的藏书，为大家做博览群书的引路人。他从1976年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对“二十四史” 逐部进行阅读。
点校从《史记》、《汉书》，到《明史》的“二十四史”，是毛主席指示，周总理亲自部署，由全国100多位专家，历时20年完成出版的，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里面有关于历代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极其重要、丰富和精彩。
我翻阅老处长读过的“二十四史”，深感他不但读得相当认真，而且善于思考和研究。因为我发现在这些书里，他在有的地方画了重点号、有的地方打了问号、有的地方打了双惊叹号。
王处长用自己的行动，带动大家平时多读书，是无声的行为。那时，在我们宣传处里，学习风气十分浓厚，同志们经常到宣传处的资料室学习。里面的书籍随便看，资料随便翻，我们在学习和工作当中碰到的许多疑点难点，都能从中得到启发，甚至直接能找到答案。
我自己也被老处长认真细致的读书精神所感动，开始了我有计划读书的征程。仿效王处长，我对《史记》和《红楼梦》等有关书籍，进行反复深入的研读。这些学习，使我获益匪浅，对我做好日后的工作确实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给我压担子 又具体帮助1975年，主持全局工作的邓小平，提出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努力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很快，在各地就收到了明显效果。
1976年3月，省革委会将在辽宁大厦召开会议，交流学习“三项指示为纲”的经验。北票矿务局作为先进典型，应邀参加大会，并指示李子真书记在会上发言。接到通知后，局办公室和宣传处商定，材料由我写，并随李书记赴沈阳参加大会。
由于任务重，时间很紧，我当时的压力很大，不免流露出畏难情绪。王处长知道了，鼓励我说：“别感到为难，我们大家帮助你。”我认真考虑后，写了个初稿。我把初稿念给王冠青处长和办公室马永春主任听，他们基本肯定材料的成功处，同时提出了一些修改的意见。我立即做了第一次修改，并在第二天一早赶快交给王处长审阅。
我记得，那天上午，王冠卿处长在办公室审稿。下午，我们就在王处长办公室改稿了。因为开会时间临近，我如果再修改，再给领导审，就来不及了。我当时心里非常着急，真不知如何办是好。
在这关键时候，王处长拿着我写的修改稿，对我说：“我改你抄，争取成功脱稿。”我当时高兴极了，因为以他的水平，改动材料如同他当年在报社改稿子一样，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于是，他在我的修改稿上改一页，我就抄一页。全部完成后，我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我发现，他还是用我写的内容，只是把文字的结构作了变动，前后顺序颠倒了一下，对个别语言疏通一下，并没有多大的改动。但是，经他这一修改，逻辑思维更加严谨、语言更加丰富。我心里感叹：他真是大手笔！
稿子写成后，第二天，李子真书记、马永春主任、王冠卿处长，一起讨论审查。领导们都说材料写得有劲，有说服力，终于成功过了关，并抓紧交付打印。，
辽宁大厦会议的第二天，李书记在会上的这个发言，引起了轰动。那天，会上还把他的发言做了专题录音，并于会后在全省播出。
这件事，给我感触很深。我感悟到，一个好的领导，既要敢于向下属压担子，又要在下属有困难的时候，及时地，甚至直接地动手帮助。这样，就能让下属学到真东西，得到切实的提高。
老处长的这种言传身带的好作风，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成为我以后工作的努力方向。
他心里总想着别人上世纪70年代末，王冠青处长调省煤管局工作。临走时，他到我家串门，并告诉我：“已经与干部处沟通好了，任你为理论教育组副组长。”
他是要离开北票的人，还这样关心我，我非常感动。我真舍不得离开这样的好领导，对他说了许多挽留的话。王处长说：“我也不愿意走。可我不走，景发就提拔不起来，宣传处这盘棋就走不活。”我听了才知，王处长的调走，竟然与当时是副处长的由景发同志有关。他下决心离开，是把位子好让给别人。
王处长走后不久，宣传处改为宣传部，理论教育组改为理论教育科。大概是1980年，由景发副部长提拔为正部长。1981年末，我也由干事被提拔为理论教育科副科长，1982年末又提为宣传部副部长，1990年提为正部长。
王处长调走之后，因工作关系，我经常接触老处长。每一次相见，他都关心地问我的工作和生活上的情况。知道我受到组织上的信任而提拔，他非常的高兴。我感到，他人虽然到了沈阳，但依旧把我们放在心上。每次和他见面，听到他亲切的话语，我都收获匪浅 。
1994年6月份，我因工作上的一个失误，由宣传部调出，到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当副会长，从正处级变为副处。这对于多年来政治生涯很顺的我来说，是一个想不到的挫折。王冠卿处长知道后，十分关心。在东煤公司最后一次政研会期间，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要临危而不惧，遇难而心定，诸事均应放眼量，你要相信矿务局还会用你的。”
老处长的谆谆教诲，给了我无穷的前进力量 。在冠青同志的提示帮助下，我并没有怨天忧人，更没有自暴自弃，而是继续努力工作。1995年初，矿务局离退休老工人上访，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政研会深入下去，做了认真调查和分析研究，并精心写出了调研材料。这份调研材料上报给局党委和矿务局后，受到领导的好评，认为对于解决当前离退休老工人的问题，确保人心稳定、社会稳定，很有价值，就立即以局党委的名义转发全局。
1995年下半年，组织上恢复了我正处级待遇，调我到基本建设工程处任党委书记。
到那里后的几年里，我不负领导重托和全处职工期望，带领党委一班人，努力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工程处被授予双文明单位，工程处党委被授予优秀党委。我个人也被局党委命名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2001年，矿务局破产，年龄在55周岁的干部可以提前退休。于是，我也跟着老同事郭世信一起退休了。
在矿务局工作时，我们在工作上有时是需要与煤管局联系的。到基本建设工程处工作后，由于是基层工作，我们向矿务局请示汇报多，与煤管局就没有直接的联系了，与王冠卿处长也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但是，在此后漫长的退休岁月中，我经常想念老处长、老恩师。王冠卿同志，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2020年1月10日于锦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