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里挂过两幅画，一幅是水彩，画了一片盛开的樱花，画幅大约是400X500加上卡纸外框有900宽，高高挂在客厅的门上方。感觉高是因为我太小。还有一立幅的俄罗斯油画，画的是棵大树，浓密的叶子用了黑绿色，树干多半在阴影中。视平线上的林中小屋被暖暖的土红不经意地抹在草丛中。近处的树干用色特别泼辣，丰富，树皮翻卷开裂的投影中泛着兰紫味。充满阳光的树下布满野草野花，真美。那画还配有一个精致的外框，四角饰有美丽的花纹。送这画的是我干姥爷，是位白俄，在十月革命的战乱时期逃到中国来的，准确的说应叫俄侨。
大连的南山有一明泽湖，湖畔有一大片尖顶有门廊的俄式别墅群，临湖一侧有小矮墙和别致的小木门，路两边绿树成荫。小时父母常领我到那串门，记得那时我的干姥爷已经六十有余了。姥爷个高高的很瘦喜欢用背带，记得他在抱我进门时总要习惯的低低头。他在中国生活多年汉语特别好，每次去他都带我去看他家满墙的油画。姥姥满头金发也很瘦，特别喜欢系一条咖啡色带花点的头巾。老两口特别好客，在他家长满鲜花的小院中的铺着有小碎花桌布的小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好吃的，有自己腌渍的酸黄瓜，自己烤制的蛋糕，油炸带馅的小饼……。我坐在姥爷腿上，先用眼盯着最想吃的东西，再看看母亲，再看看美食，再看看母亲，直到她懂了我的示意时，才会有美食进肚。但姥爷总特别关照我，夹这个夹那个，我需盯住妈妈，她点了头我才能吃。我的表现得到大家的好评，总夸我懂事，越表扬我越得好好表现，只是亏了肚子。
五几年时大批俄侨回国，因为他们实际上是难民身份，无国籍。选择只有两种一是回俄罗斯，二是去第三国。老两口选择了回家。因为是躲避十月革命逃出来的，回去便没了音讯，后来听说死得很惨。唯一留下的是那幅一直挂在我家客厅里的油画。
我小时常常坐在画前，看那开裂的树干，看那林中隐约可见的土红色的小屋，看那那浓浓的黑绿色的树叶，看那鈷蓝色树的阴影。那树阴多么浓密，可这大树下并没有政治的阴凉，如此绚丽的画和如此悲惨老人的命运联系了在一起，真有些太不和谐了。
七六年我回连结婚，老宅已被别人占了，便去老保姆家落脚。见到糊满报纸的土墙上堂然挂着那油画的精美外框，只是没了大树，没了阴凉，一张主席像贴在上边。老保姆说当时家里下乡，母亲将油画留给了她，为了破四旧她无奈割下了画，她觉得框很好扔了可惜，便糊上了主席像。多么美的一幅油画呀，那是一幅一九一几年的作品，和两位老人一样最终难逃厄运。
这就是我和画的最初结缘，我永远忘不了喜欢抱我的姥爷的满头银丝，会做天下最好吃美食的姥姥的扎在金色头发上的花点头巾。调回大连后我多次去那条老街，那老屋虽几易其主，现如今要拆了，要盖新楼了。对一个孩子来说没有什么白色的红色的，在他的记忆中只有和蔼的两位俄罗斯老人，只有代碎花桌布的摆满美食的餐桌。他们在没有斗争的天国幸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