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我去了趟老屋，在荒芜的曾经花团锦簇的院子里，看到了角落里的那颗紫丁香。树干已有碗口粗，扭曲着向上延伸着，它来我们家已经几十年了，没了母亲的呵护如今显得有些凋零。我在高处折了一小支花，带给母亲，祝她节日好。
滑几片虾，吹凉送到母亲嘴边，她勉强吃几口，晃晃头。紧握沙发的左手在用力，薄薄皮下的几根血管几乎立了起来，她试图坐得直立些。抓过毛巾用力擦擦嘴角，习惯的连同鼻子向上擦去，因擦得频繁鼻翼有些泛红。她在证明，证明自己还能做点什么，证明自己的尊严。尽管已经不能说话，右半身已没有知觉。
紫色小花的香味飘来，她的视线停留在那小支花上，那熟悉的香味分明让她想起了什么，是爱情，是友谊……在那眼神中我感到对生的强烈向往。
我姥爷是山东人，闯关东后靠洗衣服为生。我从没见过他，九十年代我曾试图闯荡俄罗斯，那时我才有些理解姥爷的倔强和那坚韧的生命力。这些母亲全都继承了。
老大连人都会记得老警备区大院，原来是解放军大连军事俄语专科学校，现在靠近五四路的小楼和西侧的食堂都和五十年前没变化。当时中苏友好需派大量人员去苏学习军事，好多国家领导人的子女都在那学俄语。母亲经人介绍在那工作，她边工作边学习，后来取得了专科学历。
学校有位专家安娜，年龄和母亲相妨，爱好相近又容易沟通，她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那时安娜常来我家做客，母亲会在花园里采一大束鲜花，准备好多俄罗斯美食—牛肉饼、家酿酸黄瓜等招待她。我家那时有台手摇式留声机，饭后她们会欣赏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在天鹅湖优美的旋律中她们会在小花园里的那棵丁香树下喝茶，吃抹上草梅酱的自制小点心。后来她回她的祖国了。再后来常有书籍寄来，浅棕色的牛皮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再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来了。人们不“跃进”也不除”四害“了。那时做饭用“增量法”，大米泡半天再蒸，视觉上多些。苞米面中也要掺三分之二橡树叶粉。一天为充饥我刚刚喝了一大碗兑了点酱油的“汤”撑撑肚子，门外传来邮递员的久违了的喊声：“包裹，拿印”。当我从胜利桥邮局取回那国际包裹放在饭桌上时，全家人都围了上来，屋里静悄悄的。“是列宁格勒寄来的，是安娜。”母亲轻轻地说，生怕吓跑了什么。黄油、白方糖、压缩成小方块的燕麦粥……。这些定期寄来的箱子从未中段过，它帮我们渡过那难熬的饥荒年。她只是个普通的俄罗斯人，她不理会什么意识形态，她在凭自己的良知做事，我仰视她。论战开始了，我们从此断了联系，这一断就是近三十年。这些年母亲从未放弃对她好友的寻找，苏联解体后听说安娜和侄子还生活在列宁格勒。母亲急托她的学生带些钱送去，到时才知道她已去了天国。母亲扶摸着两人的合影好长时间没说话，安娜丈夫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一个人陪伴着书一起生活了一辈子。后来母亲将她寄来的书都赠送给了学校图书馆，拉了一整车。
父亲母亲自由恋爱，相濡以沫，五十年代初是他们幸福指数最高的时候。那时父亲在大学是高教五级副教授，校委会委员，住三层日式小楼的一整层。每天晚饭后父母都要带我推着弟弟出去散步，母亲一米七的大个，穿着自己做的连衣裙，回头率百分之百。可我最烦那连衣裙，下摆太大，风一吹就把走在后边的我挡住了。记得一次母亲过生日，父亲问吃点什么，我抢着说：大虾。于是我们坐电车来到友好广场，在后来改名叫东方饭店的临街一家有落地玻璃窗的餐厅。看窗外叮叮当当驶过的电车，和父母一起笑着吃再也没吃过的大虾是我对五十年代留下的最后印象。
父亲被定为右派，家境急转直下，而母亲刚过四十。那年大饿，父亲监督劳动，在学校农场边弄了一小块地。只会种花的母亲带我和姐姐去种地瓜。可怜的母亲到晚上竟累得站不起来了。家中经济拮据，变卖了所有可买的东西，幸好母亲会缝纫手又巧，我们姊妹几个过年总能穿上新衣服。文革期间父亲下放到宽甸，母亲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苏修特务，家被抄，进牛棚改造。最后准母亲带妹妹去了宽甸。和那些急于划清界限的妻子比，母亲在几次政治运动中都没放弃爱情，我欣赏母亲的倔强和忠贞。
几经折腾，父亲平反，好日子来了，只是青春不再 。父亲曾跟我说：“你妈这一辈子不容易，从初小文化到大学副教授，受过多少苦一定要记住。”母亲坚强的挺过了一切，在新楼的阳台上窗台上栽满了花。花开花落父亲去了，清明时只要能挪动步，母亲便坚持去墓地，她怕父亲太孤单。
母亲用它唯一能动的左手轻轻得抚摸我的白发，笑笑又摇了摇头，她在表达一种歉意，对她病痛带来不便的歉意。她最喜欢久久地握我的手，无言。
母亲是一位最普通的人，她忠于自己的朋友，忠于自己的爱情，她倾全力让她的子女生活幸福，她多么平凡。
一阵清风掠过，紫丁香的淡淡的香味洒满了整个房间，那么纤细的一小支花，将最后的美留给了我们。
五十年代和母亲在海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