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仁杰将军站在曾经是他的指挥部的楼顶上（原北票矿工报社），遥望他战斗的地方。
父亲周仁杰离开我们己经三年了,我们希望通过追寻他的一些生平往事,来表达我们对他的怀念和敬意。
父亲的家乡湖南省茶陵县,是毛泽东和朱德亲手创建的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六县之一。1927年11月,这里曾经诞生过全国最早的县级苏维埃政权,由谭震林担任主席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走进井岗山革命烈士纪念馆一层尽头的吊唁大厅,在三面环绕的黑色花岗岩墙壁上,密密麻麻地刻满了根据地六县在井岗山斗争时期牺牲的烈士们的名字,其中,茶陵县的烈士名单很长。为了纪念数量更多且没有留下姓名的那些无名先烈们,湘赣红军的创始人之一谭家述将军生前赠送的一方无字石碑静静地立在大厅正面的中央位置。茶陵又是湘赣苏区的模范县,有资料显示,从1927年到1934年,茶陵地方武装整团整营成建制地编入红军部队就有七次,先后输送的兵员总数近万人。红军长征中,著名的红六军团的前身就是以茶陵游击队为主组建的湘东独立师,而红六军团十八师的五十三团,又是有名的“茶陵团”。1934年8月,红六军团担负中央红军长征先遣任务,西征途中,在贵州甘溪遭遇敌重兵包围,该团官兵大部壮烈牺牲。每当想到这些,我们的内心不禁肃然起敬,并深为这些同乡人中的精英分子而感到骄傲,因此,曾经从茶陵走出的包括谭家述、周仁杰、刘培善、刘道生和刘转连等在内的25名开国将领,以及谭余保等传奇革命前辈,只能说是他们当中的幸存者。
几年前,肖克将军和父亲谈起往事,还曾风趣地提起了“茶陵牯子”的绰号。原来,这是当年在红六军团流行的一个称谓,“牯子”是当地方言对牛的称呼,由此可见,茶陵人的倔犟性格在当时的军团上下是出了名的。怀着老一代革命家难以割舍的家乡情结,肖克将军有诗云“爱国就要爱故乡,故乡风光我风光。”有一次,当肖伯伯知道我们也很熟悉他的这两句诗的时候, 十分高兴,并当场挥毫泼墨,把它们书写下来题赠给我们。相信诗中所表达的也正是父亲他们这些老同志共同的心声。
父亲从小没有念过几天书,后来却有幸成为了红军部队中为数不多的一名科班生。1931年春天,父亲被选调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四分校学习深造。红四分校是由赣西教导队和红七军教导队合并而成的,因条件所限,学校使用的教材都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从日本、德国翻译过来的。军事课程的设置,从单兵动作,班、排、连攻防战术以及行军、宿营、侦察、联络的各项规范都是必修的重要内容,很多在操场和野外进行的基础军事课训练,都是严格按照德、日等军事强国的教范和条令实施的。比如说,有一项野外土工作业课目,就要求学员经过训练之后,能够在30分钟之内独自完成跪射工事、一个小时筑成立射掩体。而在翻越5道障碍的训练中，一道让人怵头的难关是：学员们最后必须从一个一丈多高的跳台上纵身跃下,这大约就像我们今天从二楼阳台上跳下去的感觉差不多。红四分校的第一任校长冯达飞曾在苏联留过学,学校的教学活动,强调正规化,课时安排紧凑,训练强度大,要求高。一年多的学习下来,每个人几乎都要脱几层皮,苦不堪言,尽管付出了很多,但是,学员们得到的却是作为职业军人必须具备的基础军事素质。红四分校的各项纪律十分严苛,例如,学校按照行军作战的要求规定,一日三餐每顿饭的用餐时间只有5分钟,用饭完毕的哨音一落,值日官一旦发现谁的碗里有剩饭或是嘴里仍有未及下咽的食物,那是要受到处罚的。对此,父亲就曾有过一次终生难忘的深刻体会。有一天中午，哨音响过,父亲嘴里一口饭还没有咽下去,站在队列中,嘴巴动了两下,被当值的特科队区队长吴正卿同志发现,当即下令罚他含着这口饭在烈日下站了两个钟头。几年后,父亲和吴正卿同在红六军团担任师长,长征途中,有一次在军团部开完会,大家谈起往事,提起红四分校吃饭时间短的话题,吴师长当即把他罚站父亲的故事讲出来,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可惜的是,在长征途经贵州的一次战斗中,吴正卿同志不幸牺牲了。父亲生前时常怀念他,称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正派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为了减轻准备突围长征的中央红军的压力,在开创湘鄂川黔根据地以及随后的湘鄂川黔反围剿作战中,时任团长的父亲两负重伤。1935年7月,他又在胡家沟战斗中再次负伤。1936年5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翻越玉龙雪山时,父亲的旧伤复发,左臂肿得象碗口一般粗,疼痛难忍。经军团卫生部长戴正华检查,伤口红肿是过去负伤时被打碎的骨头碴子作怪,在高山寒冷、气温反差大的环境下发炎化脓。由于当时药品奇缺,左臂可能保不住,否则将危及生命。父亲一听就急了,作为六军团十六师师长,只有一只胳膊怎么带兵打仗？他坚决不同意截肢。左说右说,戴正华决定亲自为父亲作引流清创手术。在没有麻药可用的情况下,戴部长一刀下去抽出来,脓血从刀口处冲出来老高,溅到在一旁扶着父亲的刘金龙医生满身都是。此时,父亲转过头去,咬紧牙关,只听到一阵刀子、镊子等金属碰撞的声音,伤口钻心般地疼痛,汗珠和着脓血哗哗地流下来。在我们的想象中,当年关云长刮骨疗毒的场景也不过如此。手术清除了伤口里的脓血,碎骨头碴也被一一镊出来了,由于戴部长高超的医术和精心治疗,父亲的左臂居然奇迹般地保住了。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当时冒着失去生命的巨大风险拒绝截肢,把带兵打仗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他这种不够尊重科学的固执态度居然还得逞了。这样一来,父亲的名字也就没有和他的师政委晏福生,以及贺炳炎、余秋里他们一起载入红二、六军团独臂将军的行列之中。
1936年6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正在治疗养伤的父亲与谭家述等五位红六军团的师、团干部一起,被编入了红四方面军红大的上干队。参加红军之前，父亲没有念过几天书,也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来到红军部队后,周围接触到的那些有一定文化程度、阅历丰富的同志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帮助他学习知识增长见识的“先生”。在红大上干队,父亲的班长许世友同志就是这样一位见多识广的良师益友。许班长待人诚恳,与全班同志相处融洽,他性格豪爽，急人所难,许多人都受到过他的关心和照顾。许世友很健谈,脑子里典故也多,常常给大家讲述自已的革命斗争经历,他还喜欢联系古代英雄人物议论成败、评说教训,往往讲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也让班里的同志们长了不少见识。父亲来到上干队后,长征已近尾声,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父亲每晚都与许班长合睡在一块油布上。由于吃不饱饭,夜里常常饿得心慌,再加上天气寒冷,难以入睡,他们就不时地爬起来吸支烟,喝口酒,挡挡寒气,俩人常常交谈到深夜。这时候的话题比较广阔,从参军前的苦难,到党的团结和革命前途等等,多有涉及,可以说是无所不谈。他们共同经历了长征路上忍饥挨冻的那段日子,还苦中取乐,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促膝交流,父亲和许世友同志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他们的晚年。
1937年12月,父亲到留守兵团警备二团当团长,戍守陕甘宁边区10年。 1939年10月间,留守兵团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同志打电话通知父亲和张才千同志,说毛主席明天上午9时前要在杨家岭他的住地接见他们这两位留守兵团的团长。事实上,作为留守部队的领导干部,父亲他们在延安见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机会很多,但是,象这样指名道姓地正规通知去见主席还是很少见。第二天上午8点钟刚过,父亲和张才千就相伴前往毛主席住处。到了杨家岭,叶子龙同志正在坡上等他们,两个人跟随叶秘书走进一孔朝向东南的窑洞。窑洞不是很宽敞,靠窗并排摆着两张长桌,一张是主席办公用的、一张是机要秘书用的,江青当时任主席机要秘书,正坐在那张桌子前伏案抄写什么。他们走进窑洞，刚刚坐下,毛主席就从外边走了进来,同大家一一握手后,很自然地同他们交谈起来。毛主席虽然日理万机,但他对留守部队的情况非常了解,谁驻守三边、谁驻守陇东、以及那里的地理民俗如何等等,他都一清二楚,这让父亲他们感到有些吃惊。在简要地谈了些情况后,毛主席对他们说:“这几年,你们守边有功啊！”不等答话,毛主席接着说,在一个地方呆久了,部队有哪些问题？他们把各自部队的情况作了简要汇报,其中讲了部分同志不安心留守的问题。毛主席说,不安心留守这个问题要解决，边区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大后方,是我们的家,这个家安定了,前方将士才能放心杀敌。前方需要干部,后方也需要干部,这个关系要处理好。这几年,你们做了不少工作,有你们在,我们是放心的。毛主席接着说,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虽然被击退了,边区周围稍稍平静些,但摩擦和反摩擦的斗争并没有止息。你们留守后方,责任重大……。毛主席越说越快,声音也越来越高,神态平静而严肃。不知不觉间谈话已近中午,叶子龙同志进来轻声地说:“主席,饭好了。”主席站起来笑着说,我们谈得差不多了,还有些话边吃边谈吧,他举手示意叫父亲他们跟叶秘书先走。饭桌摆在另一孔窑洞里,大家围着餐桌就坐后,炊事员立即开始上菜,有黄河鲤鱼、土豆烧肉、西红柿炒蛋……,几道菜颜色爽目,香气扑鼻,还有延安本地药材泡的烧酒。这样的饭菜,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足见毛主席对他们守边部队的重视。不一会儿,主席走进来,他看到酒菜已齐,就笑着对大家说：今天我请客,我们边喝边吃边谈,吃饭工作两不误。这顿饭不知不觉吃了近一个小时,席间,主席还叫炊事员为父亲他们添饭。饭毕,毛主席走出餐室后,再一次神情严肃地对他们说：“同志们,留守后方,责任重大。”父亲他们庄严地向主席行礼,离开了杨家岭。
红军长征来到陕北后,虽然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但由于陕北地脊民贫,加之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部队供应一直十分困难,生活极其艰苦。1940年,警二团的粮食吃紧,部队吃不饱饭,而地方政府拖欠团里的100多担公粮却迟迟不还。父亲为此跑到曲子县去找县长催要这批粮食,态度不够冷静,发了脾气。1941年11月,天已入冬,而全团官兵还没有穿上冬衣,就在部队苦苦等待时,突然接到留守兵团电示,要团里自行解决冬衣问题。这时已是天寒地冻,全团千余人的冬衣怎么办？父亲心中焦急,一来团里当时拿不出这笔钱,况且时令己是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的季节,就是手里有钱,在陇东地区也买不到布和棉花。没有办法,只好东拼西凑,赶紧派人到定边商会求助老关系。出于下策,靠把部队此前没收的一些烟土拿到国统区去卖掉,才买回了布和棉花,总算是解决了部队冬衣的燃眉之急。这样一来,部队官兵虽然衣食无忧了,而父亲却不得不对这两起后来被定性为严重违纪的事件承担责任,先是不尊重地方政府,后是走私违禁物品,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为此,1942年10月,父亲在延安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检查,也因此被撤销了中共“七大”代表候选人的资格。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当时部队缺衣少食的危急情形之下,父亲作为团长必须考虑的,究竟是如何避免违反政策、还是优先解决部队的温饱问题？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而父亲当时不惜以身轼法帮助部队渡过难关,是具有一定牺牲精神的。（我们坚信,有些问题的是非曲直应该由历史来作出评判。试想,如果没有1978年那场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能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那么中国人现在的生存状况恐怕不会比今天的北朝鲜好到哪里去。）
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场著名的“塔山阻击战”中,时任东野十一纵队副司令员兼三十三师师长的父亲,率部在锦西地域与四纵一起担负起阻击从海上驰援锦州之敌的任务,坚守阵地二十一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特别是在战役的第二阶段,他指挥的三十三师以一个师的兵力在老锦西大道和沙河营一线抗击敌主力“东进兵团”四个师连续三天的疯狂进攻,在我军一、二线阵地先后被敌人突破的危急情况下,父亲的前线指挥所与敌方的距离己经近在咫尺,处境十分危险。但是,父亲却在此时拒绝了上级出于安全考虑要他将指挥所后撤的建议,始终稳坐在阵地前沿,大大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并不失时机地果断集结兵力发起反击,终于收复了已经被敌突破的大部阵地,成功地保障了辽西会战的胜利。为此,父亲受到东总和罗荣恒政委的表扬和嘉奖。
父亲生前撰写的回忆录《从井岗走来》,只讲到打完平津战役就收尾了,对于他此后的经历,从1950年底出任中南军区海军付司令兼参谋长并参与组建中南海军开始,整整半个世纪的海军生涯,特别是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书中均未提及。
1957年以后,党内“左”的思想不断发展,特别是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之后,“左”的调门更是越唱越高。这段时间也是海军的多事之秋,东海舰队等单位接连发生了几次重大事故,特别是“418”潜艇沉没事件。1959年初冬,东海舰队“护六”支队在舟山以东海区进行攻潜训练。12月1日,最后一天的训练结束之后,“418”潜艇在上浮时,撞到“衡阳”号护卫舰底部,随即迅速沉没,38名艇员不幸遇难牺牲。事实上,发生这起恶性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参加训练的各级指挥人员的配备有问题,缺员严重。例如,负责这次训练的海上总指挥就是由一名舰长兼任的,而“衡阳”和“成都”两舰的舰长则分别是由实习舰长和副舰长代理的。那些军政主官为什么不出海？他们跑到哪里去了呢？原来,就在这次海上训练的同时,“护六”支队正在召开党委扩大会,会议的主题是“反右倾”,就是要“肃清彭（德怀）、黄（克诚）流毒”和批判单纯军事观点,因此,主要领导几乎全部留在岸上开会。这明明是搞所谓的“突出政治”造成的一个直接恶果,但是,在随后林彪借机派出的一个庞大检查团来到东海舰队后,却完全无视上述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检查团就对舰队作出了“问题成堆,基层薄弱，关系紧张,风气不好”的结论,几乎全盘否定了东海舰队的工作。对此,当时身为舰队副司令的父亲明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一下子,可大大地激怒了检查团的领导。这个军委检查团由一名副总长率领,又肩负着林副主席的委托,完全是一派“钦差大臣”的架势,在他们看来,什么人如此胆大包天、竟敢和他们唱反调,父亲坚持保留个人意见的固执态度,更是让他们怒不可遏。检查团返回北京之际,舰队首长集体前往机场送行,当时,这位副总长不仅拒绝与父亲握手,还恶狠狠地警告他说：“你周仁杰扭转不了海军的乾坤！”看到父亲不为所动,并且没有任何转变态度的表示,他更是大发雷霆,以至于检查团专机的起飞时间也被推迟了一个多小时。时至今日,在我们和其它一些了解情况的人看来,父亲当时敢于那样做,胆子确实是太大了一点。事实上,林彪当时派出检查团的真正用意是想从东海舰队打开缺口,以此达到打击肖劲光等海军领导同志的目的。对于这样的大背景,父亲那个时候根本无从知道，他只是对“突出政治”的那一套作法给部队的正常工作和训练带来的冲击感到不满,更对检查团走马观花、草率下结论,轻易就否定舰队十几年来的工作成绩这样的官僚主义作风难以认同而已。因此,说父亲当时就勇于同林彪路线做斗争是言过其实,充其量他只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没有畏于权势,跟着别人指鹿为马就是了。父亲当时面对这帮来者不善的钦差大员,虽然表现得过于天真,但是历史证明,真正令人可笑的还是那些打着林彪旗号狐假虎威的家伙。（父亲后来多次在一些场合遇到那位当年的检查团长,每当他们面对面的时候,父亲没有任何不自在的感觉。）
文革开始不久,陶勇同志意外辞世之后,东海舰队司令一职由当时的第二副司令代理,第三副司令也被结合进上海市革委会当了副主任,作为舰队第一副司令的父亲则被宣布靠边站,到北京通县煤炭干校参加学习班改造思想。看来父亲几年前顶撞军委检查团的后果己经显现出来,没有想到的是,在北京办学习班期间,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却在此时歪打正着地帮了父亲一把。那天,学习班学员（记得当时好象连领章帽徽都没有了）被安排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活动。这一天,当毛泽东来到军队代表们面前时,他没有注意到站在前几排的那些当时正在走红的将领们,却一眼就把站在最后一排的父亲认了出来,他叫着父亲过去的名字大声招呼说：“周球保,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啊？”父亲惊讶毛主席的记忆力,离开延安已经二十多年没见了,还能记得他。或许是看出父亲的状态有些异样,毛主席又问了一句：“你现在还好吧？”几句话说完,毛主席没有再理会旁人,扬长而去。不知道是不是毛主席后来作了专门的交待,还是有人揣摩毛泽东此举的用意后作出了本能的正面反应,总之,父亲不久就结束了靠边站的日子,尽管他在毛主席面前也没有说什么话,……。随后,父亲被任命为南海舰队司令员,并出任舰队党委书记。他在担任舰队副职长达18年之后,转任正职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对于安排一个军事干部同时担当党委一把手,还是让父亲感到有几分意外。上任之前，李作鹏找他谈话,对此并未给出任何解释。
1972年底,叶剑英元帅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讨论海军问题。“四人邦”在会上把斗争矛头集中对准肖劲光同志,姚文元首先诬陷说“肖劲光是被林彪拉的……”父亲立即反驳道“肖劲光同志一直是挨林彪打的……，”话没说完,张春桥就指着父亲大声斥责说：“周仁杰,你也要作检讨！……”在后来的会议上,一些人指责父亲和肖司令攻守同盟。此后,在一系列问题上,父亲同海军中紧跟“四人邦”的那位主要领导人发生分歧。本来,这位领导人曾在文革初期受到李作鹏一伙儿的排挤打击,但是,随着“九一三”林彪集团的垮台重新复出后,他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一屁股坐到了“四人邦”那边,并借此步步高升。1975年,朱德同志平生最后一次视察海军部队,当时身为海军第一政委的这位领导人,此刻却由于正在精心筹备江青前来海军活动的事宜,而把朱总司令的到访晾在一边,无暇顾及。而在“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这位领导人又积极响应“四人邦”的号召,一马当先,带领海军常委六次前往清华北大学习“两校经验”，在全军各大单位中独领风骚。（作为当时海军党委的九名常委之一,这六次学习“取经”活动,父亲一次也没有参加。）不仅如此,他更是以军委常委的身份在一次“批邓”的万人大会上,自觉地按照“四人邦”爪牙的授意,代表全军指战员发言表态,公开指责邓小平本来就是一个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之人,一时间语惊四座,大出风头。如此这般,其效忠“四人邦”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对此，江青他们自然也是投桃报李。随着权力的日益膨胀,这位领导人在海军更有一手遮天之势,以至于越发不能容忍父亲这样敢于不买帐的“另类”分子。粉碎“四人邦”后,这位领导人眼看已无退路可走,又转而祭出“两个凡是”的法宝,他不仅不检查反省自已,反而摆出了“以攻为守”的架势,利用清查整肃异已，打击一批勇于揭发他错误的同志,此时,父亲首当其冲地遭到撤职、批斗。或许是慑于这位领导人身为政治局委员的权势，除了肖劲光司令员,其余的海军领导同志几乎悉数卷入了这场“批周”浪潮,面对如此压力,父亲坚持原则,毫不退让。就在此后不久,军委罗瑞卿秘书长开始亲自过问海军的问题,他理解并且支持父亲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
但是,由于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两个凡是”阵营的势力依然强大,因此,直到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工作之后,在叶帅、王震等领导同志的直接关心下,中央军委终于在1980年正式下令恢复了父亲的职务。时至今日,我们仍对罗瑞卿秘书长心存感激,尽管他未能在有生之年亲手平反父亲的问题，就过早地辞世了。（据郝治平阿姨讲,一直到突发急病去世之前，罗大将躺在病床上,始终还在惦念着父亲申诉的问题。）但是,正是罗伯伯适时地关注到父亲遭受的不公正打击,并出面主持公道,才把为父亲平反的问题提上了军委领导的议事日程。不过,有些人的感受则完全不同。据传,当罗大将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海军中紧跟“四人邦”的那位领导人喜出望外,当天就在家中大宴宾客,但是,他的故作镇定,强颜欢笑也是好景不长。不久,邓小平同志在出访美国之前向他打了招呼,要其准备一份深刻的检查,回来之后,再听候发落。这位领导人预感到大事不妙,担心自己追随“四人邦”的罪责难逃,精神立即陷入一种高度的恐惧之中,结果还没等小平同志出访归来,就突然发病猝死在医院里。而他的心脏严重破裂7公分,足见其所受惊吓之深。
若干年过后,90年代中期的一天,一位与父亲同为中顾委委员的原海军领导同志，独自一人突然前来登门拜访,身边竟没有任何陪同人员,让我们全家颇感意外。这位老同志与父亲是同乡,担任海军副司令员的年头比父亲更早,双方的关系原来也一直不错。但是,自从十几年前,他们在海军的那场“批周运动”中反目之后,彼此之间就中断了一切往来,形同路人。父亲把客人请进自已的书房,两人闭门晤谈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又亲自把他送出大门。他们之间谈了些什么,父亲从未透露过，没有人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几个月之后,当这位老同志病重入院后,父亲前往看望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讲话了,但是俩个人一见面,他就紧紧地握着父亲的双手不放,泪流满面。
任弼时同志是父亲红军时期的老领导,正是这位红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主席,赞赏父亲作战勇猛,把他当时的名字周球保改成了周仁杰。谈起弼时同志选择这个名字的初衷,前些年的一部纪录红二、六军团战斗经历的电视专题片《十年苦斗》中这样描述说：红二方面军的总政委任弼时同志为他取名周仁杰,是期待他今后能够真正成为人民军队中的一名英雄豪杰,……而周仁杰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弼时同志去世以后,父亲只要身在北京,每逢过年过节总要去看望他的夫人陈琮英。70年代中期,弼时同志唯一的儿子远远想请父亲帮忙安排到海军当兵。父亲为促成此事,征得了肖司令的同意,不想却被那位追随“四人邦”的领导人横加阻拦,被迫搁置下来。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另想办法,通过一位老同志安排任远远去了空军。几年之后,1979年2月的一个清晨,天还没有亮,家里就接到陈琮英妈妈打来的电话,在第一时间向我们通报了一个消息：“四人邦”在海军的那个走狗,他刚刚死了！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当时父亲的问题尚未解决,是一个已经被撤了职,正在接受批斗,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戴罪之人”。在这种情况下,陈妈妈却如此急切地打电话向他通风报信,这件事本身,足以反映出老一代革命家任弼时夫妇与父亲在长征路上建立起来的深厚革命情谊与充分的了解和信任。
此外,还有一些老战友、老同事也曾在那段非常时期里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表达过对父亲的同情和支持。比如,当时仍身居要职的张才千和甘渭汉伯伯就曾经不顾受到牵连的危险,把他们从不同方面了解到的有关海军事态的最新进展及时通报给父亲,帮助他创造条件、寻找时机来解决自已的问题。记得父亲被撤职后,一系列相应的生活待遇亦随之取消,专车被收走后,出门很不方便。父亲的另一位老战友,刚刚从新疆调来北京担任军委炮兵顾问的张仲瀚伯伯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二话不说,当即决定把自已的那辆专车长期派驻到我们家里,“全天侯”地提供给父亲使用。这些事情虽然己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当事人也大多先后去世了,但是,父亲生前对此总是念念不忘。如今,我们在怀念父亲的同时,当然也不会忘记他们这些父亲在危难之中的“铁哥儿们”。
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逢年过节登门探访最多的,都是一些在不同年代先后失去亲人的老同志遗孀及其家人,在看望这些孤儿寡母的同时,他也希望借此来告慰九泉之下自己昔日的战友们。至于那些手握重权地位显赫的老上级和老战友，父亲则始终恪守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信条,向来很少走动,他不太喜欢踏足这些个经常是门庭若市的大宅邸去凑热闹。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自己有什么事情想去麻烦这些叔叔伯伯,希望得到父亲的点头批准,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父亲淡泊名利、清心寡欲,对于权力、地位和生活条件、物质享受这些身外之物看得很轻。他在政治上一向安分守己,从来不指望通过攀附某些势力强大的政治集团或者刻意迎合那些位高权重的领导同志这一类的途径,来得到某种安全感或者改善自己的政治地位得到提拔重用。父亲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锻炼出了处变不惊、临危不乱的坚强性格,也形成了注重独立思考、不习惯看别人眼色行事的桀骜不驯的个性。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敢于多次在各种重大的政治场合口无遮拦,直言不讳。海军有人送他一个“周大炮”的雅号,正是对他心直口快、敢作敢当,从来不向恶势力低头性格的生动写照。此外,肖劲光大将曾于1989年去世之前,在众多的老战友、老部下之中指定父亲作为自已身后的遗嘱执行人。这一选择,又从一个不同的侧面,肯定了父亲公正、无私,值得信赖的个人品格。
父亲从小家境贫寒,在14个兄弟姐妹当中,他是最小的,也只有他一个活了下来,其余的哥哥姐姐都先后因冻饿而夭亡。父母为他取名“球保”,就有求老天爷保佑之意,不知道是不是长辈的苦心得到了应验,父亲的一生活到了89岁,而且活得很坦诚,很真实,也很精彩。对此,连我们这些做晚辈的都很羡慕他。
周立 2004/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