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的悲剧与帝王的卑劣
大英雄与大悲剧，为历史抹上了浓重的一笔，留下了千古
绝唱。也许，英雄与时代的关系原本就是这样；也许，历史从来
就不是苍白地写在纸上的东西，而是血淋淋的。
汉中，一座拜将坛上镌刻着这样诗句：
辜负孤忠一片丹，未央宫月剑光寒。
沛公帝业今何在？不及淮阴有将坛。
这是淮阴侯韩信一生悲剧的缩影，当年一颗耀眼的将星在这里冉冉升起。而今，这块残缺的碑碣，仍在向世人叙说着他当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智勇。
陕西勉县，有一条名不见经传的河流，名叫“寒溪”。相传韩信投奔刘邦后，曾一度不得重用，一气之下，逃之于此，突遇寒溪水涨，阻断去路，才被萧何连夜快马加鞭追回。从此留下一句话：“不是寒溪一夜涨，哪得汉朝四百年？”然而，这位曾为刘邦打江山建帝业，叱咤疆场，战功卓著的功臣，却最终落了个：“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
韩信无疑是当时的英雄。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在创造了辉煌之后，为什么难免悲剧的结局？或者说，他们一步一步成为英雄的同时，悲剧也在一点一点成长，最后悲剧成长为不可战胜的拳师，将英雄击倒。
这让我们联想到中国历史，联想到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联想到传统文化的影响。鲁迅说∶“一部二十四史，几乎就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而毋宁要说，一部二十四史，几乎就是卑劣者的卑劣史！”
封建帝王，从始皇帝秦赢政起，自命为天子，凌驾于国家之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形成听命于一人的统治。正是由于这种极权与独裁，所以凡帝王者都是孤独的。正因为孤独，所以才产生恐惧。正因为恐惧，所以才去揣摩、猜度、怀疑那些他认为对自己的权利、地位构成威胁的人，乃至父兄、子孙都概莫能外。正是因为要清除这种恐惧，所以才不择手段，才无所不用其极，帝王们的卑劣概源于此。
两千年前，楚汉相争那段历史，正好成为有力的注脚。萧何、韩信、张良，史称“初汉三杰”，他们在建立刘邦的汉室江山中，都是有丰功伟业的英雄。令人感慨的是，当刘邦稳坐帝业后，韩信被诛，张良隐退，只有萧何与他共事了几十年，还算终老天年。但其间也几经波折，险象环生。萧何有幸未落得同样的下场，重要的不是他的才干，而是他有韬光养晦的睿智，忍辱负重的胸襟和委曲求全凡事听命的性格。
萧何是一个人才，用现在的话说，是司法专家、民政专家、后勤专家。多次在刘邦处于危急的时刻，都幸亏有萧何的驰援，才化险为夷。在楚汉战争中和汉王朝建立后萧何负责总理国家财税、颁布政令、安抚百姓、军事后勤等工作，样样做得出色。而刘邦原本是一介布衣，对治国安邦之道一窍不通。尽管这样，萧何仍对他忠心不渝，唯命是从，服服贴贴。即令如此，也还未能消除刘邦对他的猜忌。
萧何与吕后联手在未央宫诛杀韩信后，得到刘邦的封赏，被拜为相国，还赐他500名士卒的卫队，上朝可以穿鞋带剑，享受不必遵循常礼的待遇。
萧何老谋深算，从来没有享用过一次这种待遇。他知道，这是一种恩赐，同时又是一种考验。皇上让你可以放肆，你只能铭记心上，你若真放肆了，就是大不敬，一准是要倒霉的。他深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哲理，认识到自己位高权重，得到的好处太多，皇上不一定会觉得舒服。于是，主动把全部家产捐给朝廷，充当军费。而刘邦果真没做任何推辞地收下了。可见，萧何的家产已经让刘邦惦记在心了，如果不是萧何明智地以退为进果断地交出来，说不定哪一天找个理由就会被抄家定罪。萧何用舍弃家产的沉重代价解除了刘邦的疑忌，度过了一次危机。
然而，萧何再老练，也有始料不及的地方。在关中，萧何深得民心，众望所归，又引起了刘邦的猜疑。一个门客警告萧何：“你离灭族之灾不远了！你这样孜孜不倦地做事，老百姓越来越爱戴你，皇帝多次派人来询问你在干什么，其实是怕你占有关中地区啊。你现在要败坏自己的名声来保全自己，只有这样皇帝才不会怀疑你而安心啊！”
萧何从善如流，听从了门客的建议，于是，刘邦放松了对他的戒备。萧何用败落自己为代价，又一次躲过了灾祸。想想看，萧何如果不这样做，就凭刘邦疑心重重的性格和心狠手辣的手段，能放过他吗？
萧何一生，大智若愚，忍辱负重，忠心耿耿，委屈求全，乃至不惜苟且，付出了沉重代价才没有把身家性命搭上，这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吗？至于从开始他气喘吁吁地月夜追韩信，到后来又和吕后设计在未央宫中杀韩信，给世人留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笑柄，这就更浓重了他一生的悲剧色彩。
“成者王侯败者寇，”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之处。说他优秀，是因为它顺应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由于优胜劣汰，才保证了生物种群的不断进化和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但是，这句话又从另一侧面暴露了传统文化的刻骨势利性，它不计过程，只重结果，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正因为如此，往往是结果的进步掩盖了手段的卑劣。楚汉相争，重归一统，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这种进步终究掩盖不了隐藏在其中的血腥与残酷。遗憾的是，这种血腥与残酷常常被这种文化稀释淡化甚至不留痕迹。
楚汉相争，西楚霸王项羽捉住了刘邦的父亲，以“ 烹乃翁”相威胁。而刘邦却答道：“吾与项羽……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而幸分我一杯羹。”原本，以烹杀“乃父”来要挟政敌，本身就不地道，但更为卑劣的是，儿子竟然也要分乃父一杯羹，且以冠冕堂皇之理由：“为天下者不顾家”。于此，项羽和刘邦合演了一出卑劣的千古绝唱！只不过刘邦的卑劣，比项羽更甚。
知恩图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优秀之处。由此衍生了“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以及“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人生哲学。然而，可悲的是在封建帝王面前，在对这种人生哲学的盲目和固执中，生长出多少苦果，又有多少悲剧也由此而生。
秦汉之际，天下大乱，群雄逐鹿。在当时情势下，谁如果尽可能地网罗人才，谁就会在取胜的天平上多一份砝码。当楚汉对峙，相持不下时，项羽派说客做韩信的工作：“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足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王之？”“参分天下”这个条件不可谓不诱人，但韩信却坚定地拒绝了：“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背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信我，我背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胸怀经天纬地之才，却碾转于强梁门下，英雄的悲剧便从此开始......
刘邦完成了帝业后，开始对韩信有了才高过人，功高盖主，尾大不调，将危及皇位的念头。情势已把韩信逼到了一个极端危险的境地。这时齐人蒯通看清了问题，献计于韩信：“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愿足下详察之。”遗憾的是，韩信犹豫不忍背汉，又自以为功高，“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至此，韩信失掉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当韩信被诛时，才追悔莫及：“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英雄末路，令人扼腕长叹！专制者的刻薄寡恩，也由此可见一斑。
大英雄与大悲剧，为历史抹上了浓重的一笔，留下了千古绝唱。也许，英雄与时代的关系原本就是这样；也许，历史从来就不是苍白地写在纸上的东西，而是血淋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