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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又去三工村

  • 川州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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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2011/10/2 22:17:25
  • 来自: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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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去三工村
                ——谨以此文缅怀我的同学刘锡安

                                                 川州一夫
    这半年来,多次在《北票在线》看到冠山三工村的照片,那是我的网友踏歌行小弟和农工大哥拍的。每次看过之后,便会勾起我对家乡半宿半夜的回忆,便会想起我的同学——刘锡安,期盼着回家时再去三工村看看。
    我在国庆节的前两天赶回了北票,今天下午坐上七路公交车去了三工村:走南山大街,下铁路爬道,穿过车水马龙的街里,爬上一工村那坑洼不平的大坡,在矸子山脚下几经弯转,才绕到了三工村,汽车停到了八小的门前。小学校的院子没有变化,可已不是学校了,好像是一个什么公司。三工村粮店、三工村副食店的大瓦房还在,可面目全非,早已成了住宅。往东再走,见那一堆堆的煤泥,一片片的垃圾,一栋栋低矮的红砖房,一个个连自行车都难以通过的小胡同,一切都是四十几年前的样子,一切都是我闭上眼睛就能想象出的景象。我说不出是熟悉、是亲切,还是那难以名状的酸楚,唉!它如一个年迈的老人,更加的衰老了。走近红砖瓦房,见那墙体历经了多年的风蚀雨淋,粉化了,糟烂了,人们在墙上抹上了白灰,抹上了黄泥;房顶上大多已没有了瓦,人们盖上了编织袋子,盖上了油毡纸,盖上了五颜六色的塑料布。看着如此斑驳破旧又摇摇欲坠的房子我不禁感叹: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房子,这是完全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房子。
    看着这房子,思绪着刘锡安同学的住处,一位鬓发花白的男人走了过来:

    “兄弟,你干啥呢?”
    “大哥,我记得四户是老刘家,不知现在还是他家住着吗?”
    “哎,你是谁?”
    “我是他家大安的同学。”
    “你叫啥?”
    “我叫一夫。”
    “大哥!”
    当那个人紧紧握住我的手时 ,我猛然间看到了大安父亲的影子,大安的形象。
    “我是二安啊!”
    二安告诉我,他的父母早已去世了,他哥有了好几年病,两年前也去世了。
    到了二安的家,房子还是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住的对门屋,这是我们工村固有的房屋格局,就是两家共走一个外屋门,外屋一家一半,是做饭的地方,从外屋再进入各自住宿的屋子。大安家没什么变化,只是后窗户封死了,南窗户前边的小房又翻盖了,把大屋子挡得严严实实。二安说他已退休了,现在在一个地方打更。他要打电话找个人替他一天,留我在他家吃饭。我谢绝了他,说以后还会来看他的,还要在这儿转转,再到烈士墓的那个山洼去看看。
    与其说是谢绝了二安,不如说是我在哪里再也呆不住了,这大安有病多年,我没有来看望过一次,真对不起他啊!
       大安,我俩从小学到初中都在五中的一个班,考上一中后又分到了一个班,毕业后他下乡到了台吉营子,返城后在三宝一井当了一名掘进工人。大安的父亲是冠山一井的采煤工人,母亲没有工作,他还有两个弟弟。
    大安是我最要好的一名同学,是在一个班级读了十年书的好同学。我们小时候家家孩子多,大人忙,少有看管,可孩子们都各个自力,且多才多艺。大安很聪明,他画画的本事,可以说是无师自通,五中时班级、年部的板报大多由他主办,我还给他打过下手。他写了一手狂草,因为我不看好他那龙飞凤舞,我俩还犯过争执,现在想起来,写好楷书还是对的。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俩十三、四岁时就开始互相理发,一直到高中毕业,那时还理大座头,刷边头,还有大连头。
    那时的孩子学习很轻松,我十几岁时拜了一个二把刀的师傅,学了点三脚猫的功夫,能劈大叉小叉,正踢腿脚尖能碰到脑瓜门,大安很为我骄傲,去他家玩时,他就向小伙伴们炫耀:

    “我哥们会武术,打个旋子给他们看看。”
    “你们看那二起腿了吗,不管你多高的个子,他都能踢到你的下巴壳。”
    他有点大舌头,我和他闹着玩时,总爱管他叫“下巴壳”。
    大安是一个有孝心的人,上小学的一天,下第二节课时,他心情沉重的对我说:我爸上三班早晨还没回来呢,听人说一井出事了。我俩课也不上了,跑到一井,那时叫红卫一井。只见大门外堵满了矿工家属,我俩就跑到沙子堆那边,从刺线爬了进去,见有红卫连的人把着,根本到不了跟前,就藏在镐车后面。当见到他父亲和几个工友去澡堂子时,大安才放了心,却哭了起来。
    大安很正直,讲义气,上小学四年级时,工宣队张师傅的外甥故意把炉子弄灭了,老师没有说他,却把我和另一个家庭成分高的同学叫起来罚站。大安当堂揭发了那个同学,还说老师有偏有向。
    大安是一个热心肠的人,看不了别人受苦。上初中时有一次去土城子公社油坊沟大队学农劳动,正赶上月末,家里粮食断了顿,只好饿着肚子去。中午吃饭时我到水泉子去喝水,大安见我没有吃饭,硬是把他带的干粮分给我一半。
    我们考上一中了,心里甭提多高兴了,每天上学他都是早早地到我家来找我,我家在一工村,那是要多绕十几分钟路的。他是班级的小组长,早已入了团,而我因家庭出身问题,从不敢想进步的事,他多次的动员我写申请书,可每次都批不下来,他总是愧疚地安慰我。
    1975年我们下乡的前夕是他最后一次给我剪头,在他家吃了棒子面大饼子后跑到东山野了一圈,那是我和他最后一次上山,那情景如今仿佛就在眼前。
       十多年前我在外地打工回家,在双桥洞子那儿见到了大安,他拎着饭盒子急匆匆地去赶小火车,上三班。他很瘦,很苍白,他说身体不大好,风湿很严重,掘进这活儿也很累,要是能熬到辅助就好了。不想那是与他最后一次相见。
    不知不觉地走到了烈士墓的那个山洼里,这是大安我俩小时候来捉蝈蝈的地方。烈士的尸骨早已挪到了南山,听说又搬到了北山。山坡的坟多了许多,已连成了一片,大多是矿工和他们家属的坟墓。忘问大安安葬在哪里了,唉!在那个世界里不知他是否还在当矿工,是采煤还是掘进,有没有熬到辅助啊!
    风有些凉了,落日被南山那座大楼挡得严严实实,不见晚霞映红了天际,只有那片低矮的房屋上升起了渺渺的炊烟。我走下山时,七路公交车早已没有了,打了个三轮车一路颠簸的离开了三工村。
                                         二0一一年十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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