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北票矿工报》不觉已经28年，依旧珍藏着那枚鲜红的《北票矿工报》记者证，见到它，心海每每泛起涟漪，仿佛岁月倒流，许多熟悉的人，熟悉的事儿，常常活鲜鲜地出现在眼前……
1975年9月，正是紫溜溜的葡萄令人口角噙香的季节，我走进了刚刚复刊的《北票矿工报》编辑部，耳边似乎还回响着我原工作单位——北票矿务局工程处党委书记周长福同志的叮咛：“小张，好文章需千锤百炼，别怕别人改文章，文章越改越出色。”其实，我不怕别人改文章，愁的是自己如何做文章。要知道，那时候的我，刚刚21岁，走出中学校门不过四年，名曰中学生，却没上过几天文化课，新闻知识更是少的可怜。一次，一位老同志信口说道：“五个W。”我听得莫名其妙。忍不住问了一句：“什么大不流？”逗得那位老同志哈哈大笑，事后我才知道，五个w就是新闻五要素的简称。连这样起码的新闻常识都不知晓，除了写写应景的大批判文章，胡乱看一些杂书之外，连起码 的语法知识都不懂，我这个记者怎么能当的安心呢？
当时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愿作一快革命砖，东西南北任党搬”，党把我搬进了矿工报社，我便也琢磨着怎样做块有用的砖。于是，囫囵吞枣地学新闻术语，照猫画虎地尝试新闻写作。对着满纸圆圈的版样纸劳神，比着神秘的版样尺发愣，老同志谈采访体会，总编辑布置报道任务，总是瞪圆了眼睛听，生怕走了神，漏掉一个字。
其实，那个时候，何止我一人，走进编辑部的一批年轻人，都上进心极强。当时，我们当中年纪大的不足而立，年纪小的二十刚刚出头，一个个血气方刚，朝气蓬勃，真向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啊。平日亲密得如同自家的兄弟姐妹，可工作起来，却你追我赶，人人不甘落后，颇有一股出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秦明的睿智，九江的机敏，韩干的沉稳，子文的风趣，秀珍的灵秀，向银的聪颖，聪明的倔强，国安的执着，犹如异彩纷呈的花朵，在报社内各领风骚，相映生辉。至今我还记得，秀珍在她那篇很叫座的《拉练散记》座谈会上矜持的神态；聪明与人争论时脸红脖子粗的犟劲；韩干头戴狗皮帽子，用棉花可笑的裹着冻伤的耳朵，风尘仆仆的走进编辑部的情景；九江边读报纸，便神往地评点：“‘新春伊始，春寒料峭，好清新的句子”的时光……
我们走进了矿工报，走进了矿工报的编辑部，但是那是怎样的办公室，怎样的办公条件啊？说来可笑，我们的编辑部第一个办公地点，居然设在了居民区。 在北票社宅高大的水塔脚下，矗立着几幢红色的家属住宅楼。与近些年问世的新式住宅楼相比，这几幢楼犹如风韵不再的老妇，相形见绌，已不入时。然而，如果时针倒拨37年，作为北票矿务局文革后建起的第一批家属住宅楼，它也曾风光一时，被人们昵称为“红楼”。1975年秋季，矿工报复刊伊始，我们编辑部第一个办公地点，就设在“红楼”。
办报应有社址。但是，刚刚复刊的《北票矿工报》却房无一间，居无定所，几经飘零。孙余德总编辑，刘兴智副总编带头“寄人篱下”，把办公桌搬进了原是印刷厂水房的小平房内。通联部、记者部、总编室和美术摄影组则在刚刚完工，房主尚未敲定的“红楼”内两套两居室里暂时栖身。我们编辑组更绝，居然和“红楼”内一对姓郎的兄妹住了对面屋，在人家的两居室住宅中借了一间做办公室。
走进我们的办公室，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多么拥挤又多么井然有序的画面啊。不足12平米的空间，挤了6个人。只见6张办公桌对墙而放，6位年轻编辑面壁而坐。每个人的案头都放着一摞通讯员来稿。室内只听见翻动稿纸的“唏蔌”声和钢笔落在纸面上的”唰唰’声。偶尔飘来房东家炒菜炸锅的葱花香气，我们的副组长周道纯就会夸张地吸吸鼻子，用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怪叫几声：“好香！好香！”引来众人一阵欢快的大笑。
那是一段令人神往，值得留恋，应该珍藏的日子。我们6个人，不，确切地说，应该是七个人（一位同志后期调记者部，另一位同志充实到我们编辑组），来自6个单位。除了组长秦明和副组长周道纯刚过而立之年，其余几位都20出头。年纪轻，经验少，底子薄，骤然间当记者，作编辑，确实有些力不从心。好在我们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都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象饥饿的孩子扑在面包上，我们贪婪地吸吮着知识，珍视每一次增长才干的机会，渴望早一天达到总编辑孙余德提出的目标：成为熟练掌握新闻18般武器的全面手。
编辑部内的张广纯同志，年近半百，原是文革前矿工报的老编辑组长，他珍藏着几本文革前出版的《新闻业务》，被我们几位年轻人视若珍宝，几个人悄悄地传来传去，爱不释手。从那变脆发黄的的纸页上，我们贪婪的吮吸难得的新闻知识。我们年轻，舍得一把子力气，井口、车间、班组，都留下过我们采访时奔波的身影。为了写好通讯《拉练散记》，我们之中的秀珍，随着机厂炮团的战士摸爬滚打，整整跟了一个星期。为了宣传生产经验，又不被扣上“唯生产力”的帽子，我们之中的国安、聪明煞费苦心，几乎绞尽了脑汁。正是寒冬时节，我们之中的韩干到台吉采访，耳朵给冻得又红又肿，望着耳朵裹着药棉的韩干，再掂掂他带回的几份稿件，谁能说得清蕴涵其中的分量究竟有多重？
我们从几个单位走到一起，各个个性突出，性格鲜明，却相处得极为融洽。谁遇到了困难，总会有人帮忙；哪位正好值班时有事，准会有人自告奋勇地顶上去；谁遇到了拿不准的问题，总会毫无顾忌地摆出来向大家讨教。看到谁有不足之处，大家更是敞开心扉，直言不讳，从不口是心非。有时争论起问题来，火药味十足，事后也不存芥蒂，依旧真诚相待。
偶尔，组里还会发起一场别有情趣的联欢会，犹如激越的交响曲中荡起几个欢快的音符。我们的秦明组长凝神背诵郭沫若的诗句：“我居峨嵋下，未曾登峨嵋，峨嵋古称天下秀，不知是否信如斯，八百里一片风之海，更有云雾缭绕之……”，诗句美，朗诵者更投入。我们的副组长周道纯是1968年分配到北票的南京大学学生，他白白胖胖的，穿着一件破的几乎露出棉花的兰棉袄，不过里面的的确良衬衣却洗得雪白雪白的，那副深度近视镜更衬托出他的儒雅。从六朝古都的秦淮河畔来到风沙扑面的辽西矿区，他依旧豁达乐观。他的拿手好戏是模仿儿童歌舞“我是公社小白鹅”，只见他歌之舞之，憨态可掬，令人捧腹。沉稳的韩干也常常会高歌一曲“师长有床绿军被”，赢得一阵掌声。平时话不高声的秀珍，此时却很活跃，一曲细声细调的民歌，听起来韵味十足。
那是一段特殊的时光，尽管社会扭曲，但是向上的精神不衰；尽管时代异常，但是奋斗的风骨犹存。那又是一种现在已不多见的友谊，未掺任何杂质，不带功利目的，没有戒备，不用心机，不含倾轧。我们之间，没有推杯换盏的酒宴，没有你来我往的应酬，也无须投桃报李的交换，却纯洁的如一块透明的冰，真诚的如一团燃烧的火。
小楼春秋，往事依依，恍如隔世，又恍若昨日。屈指算来，离开《北票矿工报》已经20年有8。隔着28年的时光望去，过去的人，过去的事，依然清晰、新鲜和生动。
我感谢红楼，感谢红楼岁月，她带给我难得的人生体验，难忘的珍贵回忆，难寻的人间真情。
正是在北票矿工报的九年岁月，使我由一个朦懵懂懂的毛丫头，成长为一个基本胜任本质工作的新闻工作者。每当我捧起那枚鲜红的《北票矿工报》记者证，一种亲切庄严的感觉便油然而生，我感谢岁月，感谢引我进入新闻队伍的摇篮——北票矿工报。
啊，揽不住的岁月，斩不断的深情……
[此贴被快乐的冷月无声_ly1于2012-6-30 10:23:58编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