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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2013/2/25 15:16:55
- 来自：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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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在大街上看到这样的情景：载有新郎和新娘的婚车队伍，大多是高档次的豪华轿车，有的还是加长的大林肯车，车头上也是披红戴粉、鲜花点缀。车里新娘披着白色的婚纱，有的还与新郎一起并肩站在敞蓬车上，向驻足关注的人群挥动带着雪白雪白手套的纤纤细手。新人的车前头有一台开了后厢车门的越野车为新人摄影、录象；新人的车后面跟着一串长长的送亲大车队。婚车开到大酒店门口，充气的红色拱门上镶嵌着新郎新娘的黄金色名字，大门口两侧支起的一排礼花炮座顿时炮火齐鸣，礼花弹打到高空中后落下花花绿绿、金光闪闪的碎花纸屑，落满了一对新人的头顶，现场一片欢呼声和鼓掌声。他们在众人的祝福声中迈进豪华的殿堂。这一切，尽显高雅、华贵之尊，飘洒着迷人、浪漫之气，刮起了奢侈、摆阔之风…… 此时此刻，会突然在我的脑海里映像出另一种送亲的情景，至今还是记忆犹新、烙印深刻。然而却令人心酸、令人心颤、令人心碎…… 那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四人帮”还没有灭亡之前的日子里，我说的事情就发生在北票县一个小山沟里。那个地方叫小卢仗子，仅有三户人家，属于黑城子公社和尚沟大队管理。三户人家，一家姓陈，住在沟北的小山坡上，是个寡妇人家，有个在和尚沟矿中学上学的孩子，可能是每天爬山越岭的缘故，练就了一双铁脚板、飞毛腿，在学校长跑比赛中总是一马当先，成为佼佼者；住在陈家下边坡中间的是王姓人家；还有一户住在沟边处，紧靠着一眼山泉井水旁，这户是李姓人家。 当时的北票县“五七”干校建立的劳动基地就设在那里。当时为了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什么改造“走资派”、“反修防修”，说什么学习“柳河干校”经验：“拿起赶羊的鞭子，干部的官架子就打掉了一半”云云。上行下效、雷厉风行，北票的干部也得打官架子，怎么办？也得让北票的干部拿起羊鞭子放羊。放羊就得有羊场，选来选去，就相中了小卢仗子这个地方了。在干校劳动改造的干部劳动成了主课、必修课，小卢仗子的羊场就是干部学员自己建设起来的，房大梁是自己上的，屋顶也是自己捶的。房子有学员住的房间，有仓库，也有羊舍。平时没有学员劳动的时候，学校雇了两个年纪比较大的人在那里看管照顾。一个是张平，曾当过大队书记；一个是王慧，家在别的公社。 我当时是干校的理论教员，又是大学毕业生，属于“三门”干部（家门、学校门、机关门），属于脱离工农、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白面书生”。学校的羊场建立后，我荣幸地被分配到小卢仗子去进行劳动锻炼和改造。这样有幸与张、王两位老农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铺火炕，当然了，我只能睡炕稍了，不能与老农抢热炕头了。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向贫下中农学习，自觉改造。平时上山拔拔谷子地里的稗子草，或者给庄稼松松土，铲铲地，有时帮助王慧一起去放羊。 有一天，我放羊回来，张平忽然跟我说：“刘老师，你咋才回来，每天不是早就收工了吗？刚才生产队的李会计来找过你，说有点小事儿求你。他等了好半天也不见你回来，就走了。我问他有什么事情我可以转告吗？他吞吞吐吐地犹豫了半天才说，原来他想让你给他做一个煤油灯，就是跟你做过的一样子的那种。“说完，他用手指了指放在我们住的炕头上的那盏煤油灯。听了张平的这番话，我笑了起来。我说：‘我心思是什么大事情呢，不就是一盏小小的煤油灯吗？明天，我回干校给他拿回来一个不就成了吗？” 接着，我告诉他，今天我和王慧进山沟去放羊，临近日落西山的时候，王慧忽然发现少了一支羊，我们俩东一头的、西一头的，找遍了山上、山下，沟沟叉叉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无奈，王慧让我把羊群先赶回来圈上，他在那边继续找，并说别等他吃饭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呢。 听我这么一说，张平立刻紧张起来。他说：“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事情都赶到一块来了呢？干校丢的羊要马上去找，李会计要的灯今晚就得给人家做好，这如何是好？”说着，他习惯地搓了搓双手。接着，又从炕头上的一个装烟叶子的笸箩里捏起一小撮烟末，又抽出一张烟纸，把烟撒在纸上，非常麻利地一手揪住纸头捻了捻，一手转动装满烟末的纸身，旋转了几圈儿，又用嘴添了添纸边，把纸边封上。拿手把纸烟大头的捻子揪掉，划根火柴点着了火，立刻间，他吧嗒吧嗒地抽了起来。 “怎么，李会计的灯这么急，他家不是有煤油灯吗？坏了呀？”我问张平。 “不是。他家有急用，他不好意思告诉你……”张平欲言又止。 “那我还得回去帮王慧去找丢的羊哪，这咋办？”我突然间冒出这句话。 “我替你去吧，你赶紧地给李会计做灯吧，别耽误了他的事儿。” 就这样，我开始给李会计做煤油灯了。李会计就是住在沟下面泉水井旁的那户李姓人家，他在生产队当会计。 有人不明白，怎么当时没有电呀？就是没有电，煤油灯不是有卖的吗？干嘛非要自己做呢？ 其实，在当时，尤其在农村，干校也在农村，经常没有电，就是有时候来电了，也是说走就走了，经常是摸着黑做饭，摸着黑吃饭。我们所在的小卢仗子离学校十几路呢，还是个小山沟，从来就没有电，晚上只能靠煤油灯照明了。而煤油灯虽然在供销社有卖的，就是象马灯的那种，样子虽然好看，也挺亮堂的，可是它的灯捻子是又粗又匾的硬布条做成的，用完后没地方弄去，再说它也太费油了，老百姓都点不起。当时，干校学员经常在晚上开批判会，什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私批修”等等，还经常写发言稿、批判稿等活动，没有电十分不便。不知道是谁的发明，有人用装浆糊的小瓶自做了一盏小煤油灯，象一阵风似的，很快各个学员的寝室都点起了这种自制的小煤油灯。就连我们学校的工作人员也不例外，各个办公室里都有这种小煤油灯，我会做煤油灯就是在那时学会的。 我赶紧在炕稍把我的一支旅行袋拽到炕沿边，从里边翻腾出一个小浆糊瓶。这是我从学校领的办公用品，每学期初的时候都要发的，还有工作手册本、木头的或塑料的蘸水笔杆儿和笔尖儿等。我拿出那个小浆糊瓶，一看里面只有一部分浆糊了，不算多，找个旧信封就把剩余的浆糊扣出来塞到那里面了。瓶子空了，到外地儿的水缸里用瓢舀了一些水，拿到屋子的外头，把水倒进小瓶子里面，好一顿的洗刷，总算把瓶子弄干净了。那个小瓶也就二指半宽的直径，高有十厘米左右。小瓶的盖子是黑的硬塑料做的。 小瓶子清洗干净了，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要做灯捻儿的油吸管儿。在干校里边做油灯的吸管儿还好办些，总能在房前屋后的地方找到块废旧的铁片子之类的东西来，可是在这个小山沟里让我上哪里掏动这些玩意儿呢？正在我十分紧张、发愁的时候，我的脸前一亮：我看到了地下面摆放着我的洗脸盆，里面有我的刷牙缸。刷牙缸是搪瓷缸子，不能当铁片使用，可是里面有一支牙膏哇。对，就用它了。当时的牙膏皮都是铅做成的，能当铁皮用。我一看那管牙膏也没有多少了，叫我挤得折成了好几道弯儿，快顶到牙膏嘴儿了。就用它吧，我打定了主意，说干就干。把剩余的牙膏都挤到牙膏嘴儿的最上头附近，拿把剪刀剪下来，里面的牙膏留着继续使用。我把剩下的那大块部分牙膏皮，又用剪刀把它一分为二，找了张干净纸把残余的牙膏擦得干干净净。到外地儿的灶火间从碗架子上抽出一根筷子来，用剪下来的那块牙膏皮把筷子卷起来。卷了正好一圈，我把多余的牙膏皮剪下来，抽出里面的筷子，这吸油管就做成了。 第三步，就是做灯捻子儿了。在学校里面做的时候，还好办，找个旧的布条或旧鞋带儿就能做成一条灯捻儿。可是，在这让我如何是好？这又让我犯了难。旧的布条、旧鞋带儿，这地方是要啥没啥，咋整？我屋里屋外地来来回回地找了个遍就是没有什么发现。弄的我实在没有辙了，等张平他们回来再说吧，兴许他们能有吧，我抱着这种希望只好等下去了，只能暂时停工了。 还没有平时张平抽一袋烟的功夫，就听见“咪儿、咪儿”的羊叫声，我知道是王慧和张平把羊找到回来了，我赶紧迎出去看个究竟。果不其然，真是他们凯旋而归。 我问王慧究竟在哪里找到的？王慧讲：“这个小王八羔子太贪吃了，竟然钻进一片树毛子地里去了，进去就卡在那里了，想出来也出不来了。” “那你们怎么发现的呢？”我急切地又问。 “多亏了老张大哥带了个手电筒，有亮光一晃，惊吓了那支羊，它突然惊叫了起来，我们才得以找到它，真是谢天谢地，要不我们怎么向领导交代呀。” “行了，咱们赶快吃饭吧，还汇报没完了？”张平放下手中的手电筒，冲着王慧扔出一句话。 “行，你们都是当过领导的人，我不向你们汇报向谁汇报？“王慧有些不服气，嘴里小声嘀咕着。 说到这，我还得介绍他们二人的来头呢。王慧说“你们都当过领导”指什么？“你们”当然是指我和张平，我虽然是教员，但是在干校办全县农村大队书记培训学习班的时候，我曾当过北片的支部书记，管过好几个公社的大队书记呢，那时全县有325个大队书记参加学习，说我是领导，就不奇怪了；那张平呢？张平别看他貌不出众，个子不高也不算矮，中等个儿吧。脸色坳黑，连毛胡须挺重的，浓眉大眼，虽然年纪有五十多岁了，但说起话来声如铜钟。他曾经当过兵，复员回家乡后一直在生产队当社员。“文革”期间曾经被选上当过生产大队的支部书记。所以，王慧说“当过领导”的“你们”自然也包括张平了。 说到“领导”张平，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起宏图”的一段笑话。 （欲知详情，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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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往直前,乐观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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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欢迎加入在线。十分想看到最后的结果。那个年代的故事令人深思。那样的事情不会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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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高雅的精神享受，尤喜美文、游记和诗词。爱好在方框里填字，潇洒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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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在大街上的车队有同感。
生活回忆录值得一写。
现在不能再升级啦！
支持多出这样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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