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的患难朋友（上）_川州文艺_北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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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4/20 20:42:19
来自：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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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患难朋友

        我在北票工作和生活了十四年，认识和结交了一些朋友，其中大部分人是我的学生、同事、大连知青（我是大连的女婿）和北票县里的一些干部等。

        其中有一个人很特别，曾经是审查我专案组里的成员，还参与“整”过我，但是，我和他，却于此相识，从此结缘，成为患难之交。

        我永远不能忘记他，这个人就是北票县公安局的齐宪景。

        那是在1972年春天，我在辽宁北票县冠山煤矿红卫中学当老师，我的女儿刚刚出生三个月不久。学校领导通知我到北票镇“革委会”去一下，有事情找我谈。

       去了后，坐了一屋子的人，一个人宣布县委根据中央“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分子”的文件精神，成立由九人组成的专案组，对我进行隔离审查，地点就在镇里。可能这是县里唯一的一个清查“5、16”分子的专案组吧。

       第二天开始了对我的审查。我的母校、吉林大学派人来北票和九人组成的专案组共同审查我。专案组由县、镇、学校的主要领导担任主任或副主任，亲自挂帅，具体负责专案工作的有县“人保组”（当时公安局的名称）的秦子富、县教育组的王××、镇“人保组”的齐宪景、镇教育组的张贺年和学校的王福来、王树波等。

       当宣布完我的专案组组成人员后，让我先表个态，讲讲有什么认识。

       我只说一句话：“我没有什么说的。”

       之后，就一言不发了。

       ……。

       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顿时象做干饭似的，焖了起来，没有人讲话。

       忽然间，县教育组的王××第一个跳出来，对我大放厥词，什么我认识极其不端正、态度极其不老实等话，冲我连连开火、发难，他话讲的极其难听，说到激动之处，猛然间从他旁边坐着的一个人身上操过来一把手枪，“啪！”的一声砸在桌子上面，吓唬我说，“你敢不老实交代问题，我们就坚决镇压你！”，真是拍桌吓唬耗子，虎视眈眈地朝我怒吼。

       原来，他砸桌子的那把手枪，是从坐在身旁的县“人保组”秦子富身上抽出来的，那时“人保组”的人都携带手枪。

       然后，他命令我每天被审查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念“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后，才能接受专案组的审查。

       我对他的话是不理不睬，没有什么反映。

       我所在学校的领导王玉一看卡壳了，赶忙紧紧跟上帮腔。王玉这个人，“文革”前就是学校的一个负责人，“文革”中被打倒后又被解放，结合进了学校“革委会”，做副主任。他在教育界有个绰号叫“王铁嘴”，意思是说他特别能讲，有人说“他能把死人都给说活了”，可见，他这张嘴的功夫的确不一般。

       他讲话是面面俱到，说的是滴水不漏，老奸巨滑，都奉承了一遍。

       说到我时，说我对党、对学校领导极其地不老实，平时我们都被他欺骗了。他很会隐藏，隐藏的很深。这次“批清”运动来的非常及时，它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也是挽救和教育那些心存侥幸、蒙混过关的人，如果不向党做彻底地交代，不缴械投降，就只有死路一条等等。

       并且威胁说，“你这种态度与我们对抗，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不仅对你自己不负责任，而且对你的家庭也是极不负责任的。如果你这种态度，我们组织可以做你爱人的工作，与你离婚。我们相信她会与你划清界限，你要好好考虑考虑”等等。

       不管他们怎么反复说，我就是一言不发。

       吉林大学来的那三个家伙，也象机关枪似地朝我猛烈地开火，嘟嘟个没完没了：“你们几个人在萧维加家，议论文化大革命，赵宪君都说了什么？”、“当时你们几个人都是怎样坐着的？你坐在赵宪君的哪边了？”、“赵宪君攻击过毛主席没有？”、“赵宪君污蔑过江青没有？”、“赵宪君替刘少奇含冤叫屈过没有？”……

       他们讲的这些话，使我清楚了是有人揭发了赵宪君的反革命言论问题，揭发他的人不是外人，恰恰是他自认为最亲密的伙伴。这可非同小可，句句都是纲上、线上的言论，如果说出来，那还不要赵宪君的小命。

        他们来逼迫我，叫我揭发，叫我来佐证。

        现在我怎么办？

        我象什么话都没听进去一样，无动于衷。

        我还是不吱声。

        年轻的时候，我自认为一身正气，我没有什么反党反革命的言论问题，你能把我怎么着？所以，我的态度不仅是对立的，而且是强烈地对抗着。

        专案组一看出师不利，他们只得暂时休会，商量对策。

        一会儿功夫，他们又重新回来坐好。

        王玉皮笑肉不笑地先开了腔说，“刘××同志，刘××老师，现在我们还是可以这样地称呼你，刚才，是我们有些急噪，操之过急，但这不能影响我们对你的审查呀。你要考虑考虑你现在的问题有多严重呀，听吉林“三办”的同志讲赵宪君已经定为反革命分子了，这是没有问题的吧？！如果你就这个态度，性质是要转变的呀……，你讲一讲，你想怎么办？”

      “他是他，我是我。我是反革命吗？我是敌我矛盾吗？干嘛对我拿枪拍桌子？”我当时表态说了我的意见。

        过了一会儿，县“人保组”的秦子富进屋子里来，与我唠嗑。问我有什么新的想法。我当时说，“如果按县教育组的那个人对我的态度，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就这样了。他有能耐也把我抓起来啊，我还不在乎呢”。

       县教育组的王××又坐不住了，他刚要站起来，就被一只手摁了下去。后来我知道那个人是镇“人保组”的，叫齐宪景。

       当时，我心里想，姓王这小子是教育组的，对我都这个德行，竟然动了“武”的，王还是个搞文的人呢。这个人虽然我不认识他，可他带着手枪哪，是公安方面的人，本身就是好动“武”的，我可得小心他点才是。

        我正琢磨怎么应付他的时候，叫齐宪景的人说话了。

       他说“我提个建议好不？鉴于刘××的认识一下子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今天是不是先到这，反正审查的事情也不是一天就能搞完。叫他先冷静一下，学习学习有关政策文件，领会一下上头的精神，我们相信党的政策，也相信刘老师能实事求地搞清自己的问题。”

       顺着说话的声音，我向他看了一眼：大个子，人有些消瘦，但眼珠子瞪的挺大，显的精神矍铄、干练，他说话真是掷地有声。

        他这么一番话，令我大吃一惊。

        我当时琢磨不透：这位老齐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其他人，一听他这么说，也都没有什么意见，要散会了。

        王玉临离开屋子前，坐到留下学习文件的我一个人跟前，左右逢源地讲：“你要认清当前的形势，赵宪君不是你们“文革”时候的赵宪君了，他已经不是什么造反派的头头了，他是地地道道地反革命分子，如果说是什么头头的话，只能说他是个坏头头。你与这些人搅和在一起的时候是学生，念你们还年青，那时有些事情不会追究。可现在不一样了，你是国家的工作人员，还是人民教师，现在你不悔过自新，向党向组织交代自己过去没有交代的问题，尤其是与赵宪君有关的问题，那怎么行呢？”

        他还讲：“如果你不能如实交代与赵宪君有关的问题，组织不会放过，学校也不会放过，就是你爱人也不会放过的。我们已经与林××老师谈好了，她也跟我们表示了态度，我们认为是可取的，希望你不要错过机会。”

        那时，正是我的女儿刚刚出生三个多月的时间，我爱人一个人带着孩子，又得忙工作，又得忙孩子，一个人真是忙不过来。我在家里的时候，她做饭，我负责照管孩子，还能替她分担一些负担。现在我不能回家，家里里里外外的全靠她一个人，真是难为她了。

        在他们看来，你刘××，可是我们抢头功的救命稻草啊，说什么我们也得先把你给拿下呀。

        不曾想，他们打错了算盘，在我这里就卡住了，进行不下去了。

        任凭王玉如何摇唇鼓舌、喋喋不休，我没有作任何表态。

        他碰了一鼻子灰，十分尴尬地退出，讪讪地走了。

        我与他们对立、顶牛的局面，使他们很被动，尤其是吉林大学来的那几个人，急的如热锅上的蚂蚁。

        原来，他们吉林“三办”专案组分成好几组人马，分别到与赵宪君关系比较密切的几个人所在的地方，去了延边的武兵、刘云平；伊春的郭战；长白的高绪武、邵小妹；穆棱的徐忠义等处。

        他们互相联系进展情况，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攻下我们这几个顽固堡垒。可是，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我这里就卡壳了，他们能不焦急万分吗？何况来北票县的杨树柏，还是什么部长级的干部带队呢？！可什么收获都没有。

        原先，他们认为他们提出一个关于赵宪君的问题，我就会按照他们的意图给出肯定的答复，或者能主动揭发出赵宪君的反革命言论问题。但，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我的不合作举动，令他们非常不满。他们较尽脑汁，想如何打掉我的这种态度。

       我就是死硬对抗，看他们如何对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