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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2013/8/31 18:36:45
- 来自：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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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历史的语言 今夜星光灿烂，今夜思绪飘飞。在美丽的伏尔加乘船而行，于我而言，在集美的事情，这样，我便可以一边独享那静谧的气氛，和午夜那份给人思想的空间。语言，自从人类诞生起便已经存在。语言伴随着大半个人类进化的过程，是人类的主要标志之一。历史的语言和概念产生于不同的作者背景，无论是诗人、史话家、古代编年史家一直到晚期印刷文化的正式形成，当然其意义对于后现代化下的后现代主义教授们，早期电子文化高新技术的环境意义非凡。一是准确的记述了人类从远古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也再现着所谓的高科技是如何诞生的伟大。历史编纂家的任务之一便是探寻和阐述文化环境与文化事件、以及其所决定的作品和作者在那个历史的大环境下所应该处的地位。 此外，作者所处的大环境也在历史地共时地影响着作者。然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隶属于术语和概念那个所谓的时段的因素。众所周知，术语产生于某种语义的连续性，而历史编纂的实践和理论又一次加强了这种连贯性。假使我们不去思考这个因素，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使用的仍旧是那位我们的古希腊朋友的语言,他们一个叫做希罗多德，一个叫做修昔底德。尽管，我们提出和得到的结论完全归功于自己。在历史的长河流淌过的河床上，总有那些不可忽视且永恒深刻地主题——语言、文化、知识、观念和人类价值等方面深刻变化的最本质的真谛。这是每一个历史学家必须宣称的真言，并且也必须发自内心来源信仰地毫不迟疑地认为别人是谬论的代言人。但是，当我们在论及波拉多问题时候，真理又意味着什么？正如弗朗西斯培根所言，在波拉多这个著名问题之前，受过教育的人都怀疑真理的可能性——且不愿意坐等一个答案。回望那曲曲折折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许多答案。尽管有多少种民族的信仰，就会有多少种被演绎和变化了的真理，但不容否认的是真理虽然有不同版本的本性和历史，但它们近乎表示的是同一个理念。法国古典学家马勒尔·迪特尼曾经认为，根据现代西方科学的观念，对于希腊人而言，真理和真理极不相同。因为它并非一个客观的发现，而是一个主观臆想的回答，是一种局限于半僧侣式精英人物的独特观点。对此我更愿意跟你们讲述有关缨斯科里奥的献身者们伟大的事迹。在任何意义下，彼拉多的周围都不乏怀疑真理的人物存在。那个时代，科学于时代而言有着自己的命运；真谛也绝非是清晰的静止物象。光从这一点，我便可以称那些冒进的人物是敢为人先的开拓者了。历史学家对于历史而言，本身就是在生活、讲话、写作、同时也在被阅读着，但他们从未下过一个真实清晰的真言。已逝的经验，无论对于表述个人行为而或者是某种记忆的片段、预测题材的时态而言，绝非是一个聪明的手段，因为已逝的经验除非用语言来转述，那么就绝非是传承。但此观念并非意在否定除第一首以外的资料手段，虽然第二手和第三手资料是模糊的或许只是人们的一种主观的臆想，但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我们预测的方向，因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总能够给当时的人们一种主观的印象和感受。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相信或者完全否定当时所传言的故事，但是作为历史无语言文献可供参考的情况下，我们又为什么一概否定呢？我的意思是我们纵可以相信那其中必定有过去的身影，那身影也必定会有我们所要探寻的答案，我们只需去追寻，让历史的语言告诉我们当时的一切。然而，对于历史学家，过去的事件从来都是“现在的”，我们用现在的思维去臆想过去的过去，当时的人们，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就这样，去看、去听、去读，当然，记忆也当是如此。使用过去时态是一种语言上的策略，目的在于设置一种关乎过去的幻想。语言的变动是由所处诉说的人称而决定。对于客观的幻想，如同对于过去的幻想，自由被动的表达和口头讲述，就如同一部无人能够证实着的史诗。历史学家就像时空中的一点——尽管这个点是不断的移动，就像相对论曾经告诉我们的红移现象。但只有超越了时空，不在乎现代，不在乎未来，更不在乎过去，站在那么一个真空的状态下的经验，才是历史探寻和解释的一种终极状态。这种解释状态本身回溯着过去，启迪着现代，在链接过去和现代之间不断地找寻着相互的影响和对质——关乎一个大的包容的“社会”，或者是说随着时光的改变所产生的不同的版本。在世代沿袭的模式基础之上，形成了父与子、古代人与现代人，以及现代人与未来的后代之间所谓的二元化性质的东西。不仅仅给历史带来了连续性、也带给我们无尽的推动力。但年轻的我们更应该有着无尽的推力，不该放弃对于那种父辈遗产的继承，并且有可能我们要与古人发生冲突，一种关于文化和文学的交融和并进，因为我们熟知，只有历经久远但终不改变的才是真谛与永恒。那场冲动不可阻挡也无法避免，因为那场冲突起始于人类的起源，结束于人类在这个可爱的蓝色星球灭亡。那么基于此，不管是历史的过程还是本来历史的解释都不可能有规律轻易地让我们来获取。历史不仅仅是过程更是一种对于上古遗训的领悟，不仅仅是一种上古的遗产，更是一场亘古持久的战争，一场无敌方的有目的性的战争的继续。历史时常于记忆给我们一种美好的形式，但这样以来却较好地辨别了它所带给我们的问题多于我们能够解释的范围。我们每一个人都熟悉着自己的记忆，在好奇着了解着他人的记忆——直到忘记——但“记忆”本身就是一种集体意识，那么它到底能够意味着什么呢？在人类活动的遗迹或者有史以来的记录而言，历史诸多是那个遥远时代人类的活动和语言记述，它们可以赋予我们对于那么时代文明，更确切的说是对于往昔的遗迹形式和意义的存在，在任何情况下，记忆是具有选择性的，不是一种简单的追溯，更不是一种简单的探寻过程，而是某种语义下的系统化纪念或者是熟识某种现象的方式，这种语义系统本身而言，也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演进和发展的。时光依旧，却绕过了几个世纪。几个世纪以来还有另外一种对于历史的独家标准，请允许我这样称呼。这就是写作的词汇的中介。后来是印刷语言的中介。对于印刷同样适用的抄写文化——在通过某一个简单的瞬间把各种不同的而或是种类不一的文本排列的错落有致，更增强了历史的距离感。或者无论是在何种情况之下，写作所保存的仅仅是对于那个时代以及历史编撰的解释——成为一种辅助性记忆的能够及时地呈现出给我们生命与生涯的工具。所以我们无须回避过去，我们也大可不必沉湎于往昔的辉煌之中，我们也不应该面对某一种文明而略显自卑，任何一种文明之所以存在，必定是有它所有的独特的风采。我们应该回望过去以断定那些材料存在的意义，我们也应该展望未来，用我们的行动来给我们的后代展现我们对于那个往昔的往昔，那个亘古的时代的判断和分析，那种可以影响后代思绪的洞悉，同样地也一般应该是美德的和美学化的。同样的规范作用于它所应该产生的意义来说，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点，所以我们可以折射出它本该拥有过的明媚。历史基于此项，所以更多地被作为一种文学或者文化看待，正如古代中国的上古文学，文学本身关乎惯例化的历史艺术和理想化的历史学家形象的固定了的“规则争论”历史学家所面临的或者说是不可避免的是历史的目的性问题：研究往昔的意义何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这样的问题各种答案存在于历史的长河中。历史生动地再现着那个往昔的社会中所存在着的英雄、或者是那些应该为我们所铭记着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尤其是那种英雄史诗或者是民族传统中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因此，它是一种谱系学在历史的射影，更是一种形象化的比喻。但与这种狭隘的关注主题相分离的的是历史独有的教育和启示意义。它更多地是一种思想的政治化和德育的资源化。其理由通常是与人类本质类似的。尽管我们拥有着不同的信仰，不同的风俗、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但历史的经历却在说明着，我们曾经是同一家族。历史纵横着世界的位移，展现出那种泛历史的世界化。特别地就像成吉思汗所代表的蒙古文化和历史曾经席卷着大半个世界，在这里我们暂且不提，我们在以后慢慢诉说。历史是一种自知的形式，因此也就出现着一种更加广泛的理由，它本身不满足于狭隘的满意，并且要求我们对于它的回答更加的精准和确定。它更是一种智慧的形式——即使于宗教而言，无论是天主教、佛教还是古代人、现代人、异教徒对于往昔的记录的世俗和神圣的崇拜的知识，这是一种对于地方经验和注意力在人文主义和人性主义在时间上的超越和拓展。出于这些缘由，我们要求历史将继续隶属于怀疑主义，以此来摈弃那些不能融入现代的某些元素。但同样，它也将成为这些目的，历史的思念、好奇与渴望所更新。在这种程度，历史将成为并且始终成为人类生活乃至繁衍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想要避免的只是一个幻觉或者这少是一个传统的想法，历史学家和他们所研究的过去时代的距离是我们所不能超越的巨大鸿沟，可以肯定的是，往昔是异域之乡——至少比我们知道的要陌生，甚至绝对不同，但它不是我们真正所要去往的地方，甚至是梦境中，也是我们该要达到的地方，除非记忆之神让我们在想象的空间中迷失那种记忆形式的意义，那种“做着不同事物的人”但是，我们所要求证的只是那种古代人所遗留给我们的关于他们对于历史的语言，那种语言是否是历史自己本身的语言，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我们可以挥动记忆的翅膀，去追溯我们的祖辈的意志。我的意思不是那种迷信于某种信仰，至少，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去找到我们祖辈曾经遗留下来在这个蓝色星球的痕迹，至少我们的身上还流淌着他们的血液。我们该是他们的继承者，并且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我们的后代仍然在这样，记得狼图腾虽然是古代蒙古族的图腾信仰，但至少我们现代的蒙古族仍然信仰着他们的自然，无论是在哪里，无论过去了多少个世纪，这个信仰是不变的，一直植根于所有蒙古族儿女的心中，这个信仰，那个图腾，那——就是蒙古人民自己在精神上的语言。我们有时候要求求真，但并不意味着历史中，我们反对“浪漫主义”因为正是因为浪漫主义的存在，历史才不是仅存的碎片和残余，我们既然不反对浪漫主义，于西方的论点而言，那么就是完全的浪漫主义，我认为这正是“视野融合”，这也是伽达默尔索要告诉我们的著名说法，这对于历史而言却意味深长。不是我们在一味的回味着那往昔的历史文化（在浪漫主义的解释学或者是克罗齐-柯林伍德的移情意义上），而我们去与她约会，装作是历史的情人或者是更加亲密的人来让我们有资格聆听并且领悟着历史本身的话语，因此我们赋予的只是我们意志的意义（假使我们与祖辈的观念存在语义上的反复）。就像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一样，我们幸运地在历史的长河中得到他们的帮助，又在嬗变的言语和思维中洞察到我们所需要的真相和方法，我们在现代的视野中，以时代的中心为观点，为自己或者说是为了后代而言，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聆听那历史的诉说，那便是我们要做到的，也正是历史要告诉我们的，属于她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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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多于泛论而少有实例，这是经院文字的特点。《爱弥儿》是一部关于教育论的作品，里面的内容就很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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