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难忘“桃花山”下“桃花吐” 大约走一个小时左右，随行的客车卖票员大声喊着：“上桃到了！上桃到了！”这是我该下车的地方了。我艰难地在拥挤的人群中跳下了车，落地后才感到心里松了口气。在这一站下车的人有三、四个人，他们都是去上桃大队的，我随着他们走。从下公路到学校也有几百米的距离吧，不到二里地，离公路最近的地方就是学校。
我进了学校大院后，找到了办公室，填写报到的有关手续。在家的领导叫单福林，是学校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四方脸、浓眉大眼，说话有些沙哑，对人和蔼可亲，对我的到来表现非常高兴，一个劲地说些欢迎方面的话。
他给我简单地介绍了学校的情况：学校现有四个班级，就是高中部两个班和中专部两个班。中专部分成一个文科班，一个理科班。学校的校牌子是：“北票县五七师范学校”，看来中专部是培养学校教师的。现在学校正处于开学前的筹备阶段，还没有学生。他还讲学校的人员组成大致来源于四个方面：朝阳市师范学校下放的一部分、新毕业的大学生、北票县选拔的优秀干部、原有中学学校的一部分教师等，说县里是相等地重视。学校的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是刘淑兰、副的有唐文汉主管业务，徐德普管后勤，他管政工等。我报到的那天只有他一人在家里，那些领导人都到县城去开会或办事了。中专部的老师大部分都没有在家，下到农村招收学生去了。
听单主任说其中就有我们吉林大学的三个同学呢，叫付朝、蔡智德、武俊巧，我当时只认识付朝，蔡智德、武俊巧还不曾认识，在学校的时候也没有接触过，并不认识。看来这学校的确挺受重视，不然怎么一下子就调来五个大学生，而且还都是吉林大学的。后来得知是一下子调来了七个大学生，除了我们五个人（包括我爱人林明仙也是吉林大学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辽宁大学的姜俊福，一个是辽一师的刘振林。我来报到的那天，他们刚刚去农村各公社招收学生，巧的是我在汽车站乘的汽车正是付朝他们来北票的那辆汽车，只因为他们下车在站外下车，而我在站内候车室上车，所以错过了见面的机会。事后，太福祥老师得知此事的经过，他激动地说：“这也太巧了，赶上写小说了，同是一辆车，他下车、你上车，竟然没有碰上头！”付朝也拍着大腿嚷着：“这要是汽车进入站里下车，兴许我们当时就能碰上头了，都怪汽车司机提前让我们下车了，错过早见面的机会了。”
由于学校一时间还不能开学，中专部招生是头等大事，我报到的第二天，单主任就叫我跟他也下去招生去。我记得我们去的地方是大三家子、哈尔脑等几个离学校比较近的地方。到大三家子是坐汽车去的，坐往北票去的方向只有几站地就到了，到哈尔脑就没有汽车了，我们俩是走着去的。到大三家子去的时候，天气挺好，就是高温难耐，阳光晒的人火辣辣地难受。我记得我们是与当地的公社文教干部谈的，让他推荐的学生，当时他推荐的有吕相春等人。吃过午饭后，我们去哈尔脑，要翻过一座大山。刚才还晴空万里，阳光四射，突然间，乌云翻滚，黑云越来越低，真是乌云压城城欲摧之状。单主任说是要下冰雹子了，咱们找个地方赶快躲一下吧。这座大山满山没有一棵大树可遮蔽，全是光秃秃的黑石头，长的草都不高，没有地方可躲藏。北票人说的“有山没有树”就让我在哈尔脑见识到了。在慌忙之中，单主任发现有几个大石头块堆成的山包，当地人叫石头砬子，一人多高，形成了天然的石棚，我俩急忙躲了进去。骤然间，雷声滚滚，电闪霹雳，硕大的冰雹噼噼啪啪地砸下来，一阵急风暴雨，山水如同瀑布般倾泻而下。真是好险啊，如果不是躲在这个石头砬子里，我们真可能要出意外了。好在大雨是非常地短暂，一会功夫就云消雾散了，雨过天晴太阳红，鲜艳的彩虹高高地挂在天空，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我们一路泥泞总算到了哈尔脑公社，与在大三家子公社的情况差不多，他们也给我们推荐了几个人选。晚上就回不去学校了，只能在哈尔脑公社住上一宿了。那时公社里也没有旅社，连招待所也没有，只能住在机关宿舍里，吃饭也是在机关食堂里吃。
机关宿舍就是一间屋子，一铺火炕，放几张行李卷，好在当时是夏天，不用盖被，有个枕头就行了。那一夜让我终生难忘：天热，把门、窗户全打开了，蚊虫小咬趁机钻进了屋子，宿舍里又没有蚊帐，咬的人无法入睡。我和单主任用手掌不断地劈噼啪啪地拍打着身子，不知道打死了有多少蚊子。在我们俩不停地战斗中，稀里糊涂地、眯眯乎乎地度过了这一夜。
第二天天一蒙蒙亮，我们就早早起床了。吃过早饭后，我们往回赶路。回去的路上，我发现北票的山根底处，到处是一条条的深深地大沟壑。单主任说，那都是经过了几百年间的山洪爆发，造成了大量的水土流失、不断冲刷的结果。传说清朝的时候，这属于热河地区，是流放犯人的地方，荒芜人烟。那些干涸的河道平时没有什么水，都可以走人，成了车道，但是一有洪水就变成了泛滥成灾的河道。说北票“有河没有水”就是这么回事。单主任说的这些话，我闻所未闻，今天真是长见识了，让我看到了。
回程非常顺利，很快就到学校了。
过了大约有一个星期，到其他公社招生的同志陆续都回来了。经过领导和同志们的相互介绍，彼此都认识了，都有了亲切感。我印象深刻的有：白峰、肖崇业、苏世达、赵颖和金明芝两口子、金满仓、陈文学、太福祥等人。当时，两口子都在学校工作的，住在上桃大队那地方，是学校租当地的几套房可住，因为蔡智德和武俊巧两口子来的晚，没有家属房了，把学校的一间教室间壁起来让他们住，记得连床都没有，是用学生椅子临时搭成的，相当的简陋。其他的人都住在学校里的职工宿舍里。我住的房间有唐文汉、陈文学、姜俊福四个人。
那时我们不是一个礼拜一休息，而是休大礼拜，就是两个礼拜休息一次、两天。好几个家住朝阳市的同志，几乎每次放假都回去。他们一般是晚上走，在家能呆上两个整天，上班的当日早晨坐车返校。那时讲究“革命化”，对自己都相等严格，很少有迟到的。
但过了几个月后，朝阳来的同志有情绪了。开始他们是挺积极的，因为是朝阳整体人员都下放，当时朝阳师专属于“斗、批、散”了。喊的口号是“学习朝农，越办越大、越办越向下”。城里的大学都解散不办了，到农村去办学了，美其名曰：“走五七道路”（因为当时毛主席有个“五七”指示，不让在城里办大学，各行各业都可以办大学，办学工、学农、学商、学军的大学校）北票还是离朝阳最近的地方，他们还高兴过一段时间。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有的人没有走，就是走的了人，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又都纷纷回去了。于是来北票的朝阳师专的同志就开始动摇了，不仅回朝阳的次数多了，而且每次放假回家也都不按时返校了。有的以各种理由滞留朝阳不归。记得陈老师好几次都没有按时上班来，他是体育老师，管每个星期一的早操，就是在台子上面给全校做早操领操示范的。有好几次，他都没有来，大喇叭都响起来了，也没有看见他的人影。在这紧要的关头，不是把学校的早操晒在那儿了吗？学生没有人领操怎么能行呢？全校的师生好几百号人，都等着陈老师领操，可他偏偏没有出现。
后来我们知道了，他这是给学校的领导出难题，撂挑子不想干了，一门心思要回朝阳去。你学校不放我，也不让你们学校好过，用这个手段，让你学校最后放我们回去。在那个年代，用这等没有办法的办法去对抗“左”的迫害。
当然，后来他们都先后回去了。
在当时陈老师没有能领操的时候，我见义勇为，自报奋勇，立刻跳上了大讲台，我来领操。为什么我敢来领操呢？当时，在我看来这真是不算什么难事儿，因为在大学期间我管过军体工作，在系里负责过宣传和体育活动，自认为体操比较标准，领操没有问题。再说我这也是救场吧，为陈老师解围吧。在大喇叭的口号声中，我一招一式地完成了所有动作，没有电的时候，就由我高声地喊着口令领操。事后，学校领导没有任何表示，陈老师听说后也没有任何说法，几次过后我感到不大对劲了，我也悄悄地不上去了，我让中专班的体育委员姜清同学领操。原来，学校领导与陈老师的矛盾越来越紧张了，领导想看陈老师的笑话，想抓住他的把柄；而陈老师就想你不放我走，我就破罐子破摔，与领导对着干了。
这样，我是好心没有得好报，弄个象猪八戒照镜子似的——里外不是人。我刚刚走出学校门，满怀热情地参加新的工作，却被浇了一头凉水，真有些心灰意冷。从此，我遇事一般都不是那么积极了，看看别人怎么做的再说，这也是长见识了，积累了经验吧。
等到新生开学后，学校的工作步入了正常的教学轨道，教学的秩序都很正常。由于大部分人住在学校里，每天我们起床都非常的早，除了有一两个人去办公室学习毛主席著作外（我记得有刘淑兰主任、刘振林），大部分人在办公室备课，一切都静悄悄地，只有窗外的小鸟唧唧喳喳地叫个不挺，这可引起了一些老师从此打鸟的兴趣。记得有肖崇业、付朝、苏世达等，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把气枪，还有不少的气枪子弹，围着房子打起小鸟来。我们的学校是砖瓦房子，房沿下都有许多窟窿眼，小鸟就躲藏在里边，还絮窝安家了。肖老师打的枪很准，他打下来比较多，别人就很少胜过他了。我曾在他们身后观战过，但从没有试量过。他们把打下来的小鸟，捡起来后拿到教师食堂的灶坑里，烧焦了分着吃肉。付朝曾吃的满心欢喜，连连赞不绝口说：“真香！真好吃！”说着还拿过来一块肉递给我，我急忙摆手表示不想吃，因为我从来不吃野生的东西，所以只好拒绝。
我那时在师范部教政治课，没有教材，全是根据当时的时事政治选择一些问题来讲，中心就是突出政治、落实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等等。师范部就两个班，一个文科班，班主任是蔡智德；一个理科班，班主任是王永春。学校的一些活动安排我与文科班多些，曾协助带队去过五间房公社海丰大队考察、实习过。记得同去的有陈玉兰、邢汉青、陈伟、王爱华、刘金英等人。
学校名字叫“五七”师范学校，因为有“五七”二字，就必须以学为主外，还要学工、农什么的，在农村学习不了工了，就只能学农了。学校有一大片菜园子，学校的食堂伙食用菜全是自给自足。教工和学生一起种菜、管理和收获。学校的菜园子在后院，我们经常去给食堂摘菜，有一次摘西葫芦（也叫角瓜），发现各头都非常大，有的又大又老，本来嫩的长的是绿色的，老的就发黄了，一个土篮子仅仅能装两三个。我们在摘的时候，突然发现了有一个发黄了的老的西葫芦特别的大，怎么这么老了过去都不摘呢？我们正有些疑问，有人眼尖，发现上面有字：“万恶的大老李”。大伙百思不得其解，都议论纷纷。等我们把摘好的菜送到食堂后，把今天的角瓜标语新闻说给食堂的师傅后，有个师傅大声骂到：“肯定是刚毕业了那些小兔崽子们干的。”这时有人说，骂人的就是李师傅，那条标语肯定就是对他的。后来，在一次学校的集会上，单福林主任还专门就这件事，进行了批评，说已经毕业了的学生，曾对食堂伙食有意见，故意把气撒在角瓜上写标语骂食堂的师傅，告诫当时的学生不要向他们学习，一定要尊重食堂的师傅，同时也要爱护劳动果实等等。这件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那个年代，讲究突出政治，经常开展阶级斗争分析、路线斗争分析，搞什么“斗私批修”等，经常占用晚上搞这些活动，到晚上九、十点钟是常事，有时甚至到十一、二点，好象这样就显得相当“革命化”了。因为讲究“革命化”，就必须要牺牲个人利益，而且还不能流露出任何怨言。记得临近年末了，学校组织一批老师到农村去进行教学辅导，赵颖老师的爱人金明芝处于临产之时，金明芝可以不下农村，而赵颖老师得下去，组织不给提供照顾的条件，自己也不能以此向组织讲，必须以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姿态去对待。记得赵颖老师是在孩子出生后好几天才回到学校的，当时他在远离学校好几百里地的北四家子等地，交通十分不便，幸亏金老师母子当时平安无事，真是万幸，否则，真是难以想象。
那时每次开会前，必须要念毛主席的语录，每个人人手一本红彤彤的小小“毛主席语录本”，大声朗诵着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有时还会跳一跳“忠字舞”，向毛主席表示我们忠心热爱他，三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有的时候，还要找人唱一段样板戏。我记得学校老师中，金明芝的样板戏唱的好，领导一让她唱，她从来都不推脱，非常大方地给大家演唱。她的嗓子确实挺好，不仅洪亮，而且有板有眼，很有现代京戏的味道，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这以后，她就不断地教大家学唱样板戏。
当时县“文教组”的领导非常重视学校的发展，记得主要负责人有付永录、张兴武、王玉喜等经常来学校，他们想把学校办成学习“朝农”的样板学校，为北票县争光，赢得一份荣誉。当时北票城里各处天天大喇叭放的就是“学习朝农”、“敢叫北票换新天”等等，县里认为是样板的单位天天宣传，什么阀门厂的真空阀门、海丰大队的高产梯田等。学校的领导也想争先进、上光荣榜，就千方百计地让学校出成绩。当时，要出成绩讲究的是“抓革命，促生产”、“大批判开路，带动斗、批、改”、“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等。所以，学校就狠狠抓住“阶级分析、路线分析”这一尚方宝剑，天天开会，清理不合他们要求的思想。他们抓住了一些朝阳来的同志想回朝阳的想法，进行路线分析，“进行斗私、批修”；对新来的大学生中的一些行为批判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等，有时“左”的出奇，点名批判某个人。不仅如此，还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发言表态，说是在路线问题上要站好队，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不按他们的意图说话就是站错了队。记得曾开会分析过肖崇业和付朝二人，领导带头分析，金满仓、刘振林等人抢先发言，其他同志不得不表个态，应付了事。而我和林明仙，还有姜俊福等人没有发言、不表态，这可得罪了领导。事后学校领导唐文汉找我谈话，说我怎么没有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怎么怕得罪人、当“老好人”？我没有分辨，也没有表态说支持领导等话，唐文汉相当地不满意。
从这以后，学校领导人认为我和林明仙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听话，不是他们期望的那样，不能为他们冲锋在前，当炮筒子，就在我们来学校半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调出“五七”师范学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