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难忘北票的煤泥
大约在1971年的春天，我和爱人两个人由桃化吐的县“五七”师范学校调到了北票镇里的学校工作，学校当时叫“冠山矿红卫中学”，后来又叫北票镇第五中学。学校的地点在冠山矿一工村，就是下了北票火车站，往左手边走，过“双桥洞子”北边的那个桥洞子后，再左拐几十米，一直往北的一个上坡走，这个地方就是冠山一工村了。
学校属于北票县北票镇管辖，北票矿务局派“工宣队”领导，学校属九年一贯制的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九年级，全都有，我们分在中学部。
学校的主要领导人是侯宝山，李玉才、高景成，“工宣队”师傅有王福来、刘长友、张绪。当时林明仙分在八年级，担任班主任，我分在七年级，也是当班主任，我们俩都教政治课。当时教师的办公室是按年级组来管理的，而不是按学科来划分的。林明仙所在的八年级，组长是许继华；我所在的七年级的组长是王树柏；九年级的组长是曹连起。
我们在这个地方工作和生活了近五个年头，一工村，就是我们的家。家的温暖，让我们走过了当年严寒的冬天；家的温暖，点燃了我们工作的激情；家的温暖，使我们远离家乡父母、刚刚成家独自过日子的两个年轻人，与一工村的乡亲们融为一体。
一工村的煤、一工村的水、一工村的房子；一工村的杨婶和杨叔、王婶和王叔、关婶和关叔；还有我们的那些快乐阳光、朝气蓬勃、健康活泼的学生们……令我们终身难忘。
就先说说这北票的煤泥。
北票是产煤的矿区，矿务局的下属单位以及矿工家的生活用煤，那是绝对不成问题。虽然我所在的学校属于县和镇管的，但因为工宣队是冠山矿上的人，所以，学校的不少福利待遇也与矿上的单位差不多。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烧煤可劲儿地造，冬天再寒冷，人在屋子里就不打怵。为什么呢？就是有的是煤，老鼻子了。
学校烧的煤，不是煤块什么的，与矿工家属分的福利煤是一样的，就是煤泥。你可不能小看了这些煤泥，这可都是给鞍钢选过、冲洗过，剩下的精细煤，虽然不成块了，但燃烧后火焰还是相当地强烈，用物理老师的话说有多少、多少大卡呢，当地人都管它叫“精粉”呢。
我们到学校报到后，学校的领导说学校没有家属宿舍，只给家在外地的男老师宿舍，你们来了，就暂时住在学校托儿所对面屋的那间房子吧，那是托儿所保姆的休息房间。没有锅台什么的，不能做饭。你们可以跟住学校的那几个男老师一样，去到下面的冠山矿食堂吃饭。
后来知道了，学校的领导机构当时叫革委会，主要领导有张学功、侯宝山，副职的有李育才、高景成等。住在学校宿舍的董玉书、何香瑞、曹连起他们三个人，住在一进学校大门的右侧下面的那趟房子的头个房间；黄风武、王树柏等住在一进门左拐上台阶的那趟房子最里边的一间房子，外边都是学校领导的办公房间。
学校托儿所的房子是西厢房，有一大长排，由好多间构成的。一进门，是共用的一间，老百姓叫外地儿。南北向，分开两个房屋，我们住在南头的一间，北头是托儿所。外地儿除了砌的两个烧炕的火炉外，什么也没有。我们住的是火炕，托儿所也是火炕。火炕的取暖全靠这两个火炉子。这两个火炉子好象从来就没有熄灭过，从来就没有重新点燃过。
因为啥呢？因为它用的是北票的煤泥，北票的煤泥就是神奇。
这种煤泥，用的时候还必须得加水和，象和稀泥似的，撮上一铁铲子和好了的煤泥，往火炉子里一扣，如果嫌太厚了，可以拿铁的火筷子扎几个窟窿眼儿，立刻就会冒出蓝蓝的火苗儿，不一会又会变成红红的火光，照的满炉膛通亮通亮。
每天的白天，都是反反复复地重复这样同样的简单动作。可是，到了傍晚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晚上是不用烧炉子，可是第二天还得继续用呢，怎么办？就用煤泥把正个炉膛添的是满满登登的，如果赶上是星期六晚上，还得能保证让炉子顺利挺过星期天，直达到星期一的早晨。他们说这叫“封炉”。
要做到如此精细，煤炉子的铁炉盖儿有好几个圈儿，就不能全盖上，那样把炉盖死了，不一会儿里面的煤就会烧光了。为了防止这样，必须得拿掉一、两个小的圈，一般是拿掉距离同心圆最近的吧。
我们调到学校的时候还是春天，那两个火炉子一直就是那样：封了烧，烧了又封。
有一个星期一，早晨我们一起床，就感觉头昏脑涨地，十分难受。我们慢慢腾腾地才穿好了衣服，想走出房子，可是跌跌撞撞地十分吃力。我费劲扒拉地开开两道门后，一股新鲜空气吸进来，才觉得心中舒坦了许多，勉强直起了腰。我回屋子里看看我爱人，她还是不见好转。此刻，她正趴在炕沿儿边，眯着眼睛，欲呕又止的样子。
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早早上班来托儿所的张阿姨（可能是学生高长生的母亲吧）一支脚刚刚迈进门槛，她立刻惊叫了起来：“怎么这么大的煤烟子味？呛死人了！刘老师，你们是怎么弄的炉子？”
喊了一阵子，没有听到回答的声音，她一看我们住的房门半敞开着，马上就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妙。三步并作两步，急急忙忙闯进屋里。她一眼就看到林老师趴在炕沿边上，我不停地在她的后背上敲打着。她急切地说：“是不是让煤烟子给呛着了吧？你们可别在这儿屋子里呆了，这可太危险了”说着，她伸出手，搀扶着林老师的支胳臂要往外走，我见状也只好去搀扶林老师的另一支胳臂，我们俩个踉踉跄跄地把林老师拖出了房子里。
当时正是春天季节，天气乍暖还寒。我们来到屋子外还觉得冷飕飕地，在这也不能呆啊，去哪儿呢？前面不远处就是我们的办公室了，就去那里吧。好在不太远的距离，下了个台阶就到了那里。张阿姨帮助把林老师扶进了办公室的屋子里，她又帮助把那里的炉子捅开了，“封炉”的煤泥遇到了空气，顷刻间徐徐燃烧起来了。不一会儿的功夫，整个办公室暖暖洋洋地了。林老师这才有了点精神，能睁开眼睛了，但她还是感觉头晕，不想说话。
张阿姨见了有些好转，说她得回去照看托儿所的事儿了，我们谢过她，让她赶紧走，别耽误了那边的事情。
张阿姨刚刚走出办公室的门口，林老师班上的班级干部郝桂平就非常着急地跑了进来。一进屋，她急切地就说：“我猜你们准就会在办公室，真让我猜着了。”她人高马大的样子，高声喊到。当她一听说林老师有病了，马上跟我们说：“我去找校医去，你们等着我啊”。说完也不等我们有何意见，一溜烟儿地跑走了。
她说的校医，就是学校的医生董大夫，名字叫董良成。他的家就住在学校的下边，也就几分钟的距离。一会儿，董大夫披了件灰拉巴叽的棉猴大衣，趿拉了鞋来了。可能是着急来的缘故，鞋都没有穿好，鞋带拖在地下。
他先是让林老师把舌头伸出来，看了一会儿，没有说什么。接着又从随身背的出诊包里拿出个小布枕头，放在办公桌上，让林老师把手腕伸出来，他给号号脉。好一阵子，他号完了一支手腕，又号另一支手腕。
突然，他嘿嘿地笑了起来。他这一笑不要紧，把我们都弄懵了。看到我们十分不解的样子，笑嘻嘻地说：“恭喜了，没有什么病。”
没有病怎么还恭喜什么？我们越发糊涂了。
他这才说：“是喜脉，是妊娠反应。你们别在这儿这么呆着了，先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可不能再住托儿所了，弄不好可是三条命啊。要不先开点药清清肝火什么的，正好我那医务所还有些中药能用。”
记得他叨叨咕咕地说了几味中草药，有一味是“茵陈”。他洋洋得意地念道说“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茵陈当柴烧”，卖弄了一通中药的药理和功力等等。
送走董大夫，办公室里来上班的老师陆陆续续地都来了，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后，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有的说“还不赶快找个地方休息呀？”，有的劝“要不再上医院看看？别听他‘董大吹’的”。
为什么有人这样说董大夫呢？后来我们知道了缘由。原来董大夫是大夫不假，可是来学校之前他是个兽医，是给牲口看病的，不是给人看病的大夫。他给人家看病开的药剂量一般都挺大的，叫人不放心。所以，才有人说他能吹牛，背地里都管他叫“董大吹”。
听了一些人的这番话，我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有些进退两难。
这时，林老师自觉情况大有好转，有些精神头了。站起来了，在屋子里来回溜达了一阵。
学校的领导也听说出事了，赶紧过来询问情况。听了我们的叙述后，工宣队的张学功师傅说：“林老师，你现在最要紧的是休息好。别在这坐冷板凳了，去哪个学生家热乎热乎吧。”说完让郝桂平去找班级干部来，看看去谁家方便。
郝桂平立刻喊一样的声音：“林老师，到我们家吧，我们家有地方，可暖乎了。”，接着她似乎在求我们一样：“你们住多久都没有问题，去我们家吧，怎么样？”
“林老师，别去她家了，她家在街里电影院那呢，太远了。就去我们家吧，就在一工村，学校的下边，一会儿就到”说话的是杨俊生，也是林老师班上的干部。
杨俊生说完话，一溜烟儿似地跑回了家，不一会儿的功夫就跑回来了，他气喘嘘嘘地告诉我们说,都和他妈妈说好了，他妈可高兴了，正收拾屋子昵，叫咱们赶快去昵。
在杨俊生、郝桂平等同学的帮助下，我们简单地收拾了一下铺盖等物品，随着杨俊生来到了他的家。
从这儿开始了我们与一工村杨俊生一家、后来又与学生王玉池一家，密切相连的的一段难忘的一工村小院儿生活。
( 写于农历二零一三年腊月二十九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