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们的两位总编
8月19日，周二。
时过立秋，已经出伏，夏季仍未走远，但是燥热之中已经夹杂着夏末的爽气和初秋的清凉。
被博友青衣戏称为“张嘉译”的聪明，特意选择这天做东，一大早便和秦明、韩干、贵卿、孟强，从北票赶到朝阳，邀请当年的一些老友相聚，也为78岁的老总编刘兴智饯行，因为，次日的8月20日，刘总编将和夫人一起赶赴北京看望女儿。
78岁的刘总编和75岁的夫人联袂而来。当年的刘总编潇洒飘逸，夫人端方俊美，二人被誉为北票矿务局的神仙眷侣。如今两位老人家虽然都已经年过古稀，但是依然精神矍铄，风采依然，尤其是夫人那一头微卷的银发，更有着特殊的风韵。
聪明选的酒店名为《沸腾鱼乡》，暗合众人相识时那沸腾的青春时代，餐厅背景墙的大朵牡丹图更增加了老友相聚的喜庆气氛，大家杯觥交错，谈笑甚欢，乐不可支，言谈中总是不离当年，不离当年的趣事，不离当年亲密无间如今却无缘相聚的老友。款款话语殷殷深情，犹如穿越时空的隧道，把我的思绪牵回到了39年前，那时候的我们多么年轻，就是眼前78岁的刘总编也不到四十岁……
1975年9月，创刊于1953年但在文革中却被迫停刊的《北票矿工报》复刊。新的编辑部除了几位老同志之外，其他成员都很年轻，年龄大都在21岁至27岁之间，既有着早晨八九点钟太阳般的锋芒，也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似的莽撞。而从冠山矿政治部副主任岗位调任矿工报的刘兴智副总编，虽然不到四十岁，但是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眼里，却已经是一位阅历丰富年高德劭的长者。他辅佐孙余德总编辑，开《北票矿工报》复刊伊始的纯正之风，轻松、活泼、紧张、上进、纯洁、平等、民主的气氛，弥漫在我们的身边。
孙总编和刘总编的合作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配合默契，而又个性鲜明，各具特点，两个人如双峰并秀，各展其姿，成为矿工报一道独特的风景。
孙总编时年四十有八，长身玉立，高而挺拔，常常身穿一套那个年代并不多见的藏蓝色毛料中山服，双肩耸起，衣着笔挺，有时还身背一台那个年代很稀缺的照相机或者半导体收音机，开会时节还常常手端产于宜兴的南泥茶壶，讲几句话便呷上几口香茶，很有几分名人雅士之风。孙总编为人正直，心底坦荡，性格豁达，工作认真，还有着他那个年龄少见的热诚、执着甚至天真。文革前他就是报社的副总编，在奉旨造反的文革时期，他这个当权派居然敢于顶风而上，写大字报批驳造反派对自己的诬陷之词，因此曾经被关进群专队，受尽了侮辱和折磨。但是镣铐之下的苦役并未使孙总编消沉，复出之后的他锐气未减棱角依然，老人家不仅在工作上坚持原则，不圆滑，少变通，极认真，黑白明晰，褒贬鲜明，而且在一些细琐小事上也不肯苟且一二。他在印刷厂的垃圾堆上发现了被丢弃的铅字，便气冲冲的走进印刷厂厂长办公室，不由分说摘下墙壁上悬挂的“学大庆先进单位”红色锦旗，挂到院里的大树上召开全员参加的分析会，弄得年过半百的老厂长，脸红气结，一个劲检讨自己管理粗放，造成材料浪费，给公家带来了损失；编辑部的一位老同志撕了一页稿纸卷烟，被孙总编看到，老人家抖着那页稿纸，走遍了编辑部的几个办公室，大光其火，痛斥这种浪费公物占公家便宜的做法。如今的人一定以为这是小题大做，而当时的我们却深为孙总编的一纸之怒而震撼，自此，公家的一页稿纸一个信封都不敢私用；还有一次，编辑部年轻的发行员工作之余闲来无事，斜坐在椅子上，一头靠墙一头呲地，翘起二郎腿哆哆嗦嗦的卖呆。孙总编见了大吼一声，差点把发行员吓得摔个跟头，孙总编发怒的缘由是：椅子可以这样坐吗？如此祸害椅子，就是损害公物！再说，一个文化单位的人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像什么样子？给来编辑部的人什么印象？孙总编的椅子之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自此我常常提醒自己注意一言一行，因为这不仅代表一个人的素质，代表一个家庭的教养，也代表着一个单位的风貌。
比孙总编小近乎十岁的刘总编，却有着和孙总编完全不同的风格，他俊眉朗目，长发覆额，常着一身蓝色迪卡中山装，衣服宽宽大大，看似不甚讲究，但一举手一投足，却自有一种侵润于骨的儒雅，很像一位不拘小节挥洒自如的艺术家，和毛泽东年轻时候长发飘飘的照片颇有几分相像，有一次，我忍不住贸然发问：“刘总编，你不会是毛主席丢失的小儿子毛岸龙吧？”刘总编居然认真的回答道：“大概不是吧，我家在抚顺，毛主席可是湖南人啊。”刘总编性格内敛，沉着稳健，绵里藏针，几乎没见他有过急躁发火的时候，总是手不释卷，慢声慢语，有一种望之俨然处之蔼然的君子之风。孙总编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调任朝阳日报副总编之后，刘总编接任总编辑。那是一个意气风发百废待兴的时代，人们努力学习知识，追赶被十年文革耽误的时间，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辽宁大学首期函授班应运而生。只有二十几个人的北票矿工报编辑部竟然有十个人同时参加了这期函授学习。大家尽管自觉利用工作之余刻苦读书，但是面授和考试都要到朝阳进行，对工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刘总编力排众议，鼎力支持，不仅对所有人员参加函授学习产生的路费、住宿费、学费、书费全额报销，而且在大家应考和面授的时候，刘总编便在编辑部组成临时应急小组，没有参加学习的人员全员参加，承担了所有出报任务，刘总编亲力亲为，在我们参加学习和进行考试和复习的日子里，编辑部在几乎缺员一半的情况下照常出版。四年之后，我们拿到了那本得来不易的大学文凭，这个红彤彤的大学毕业证书不仅印证着我们的努力，表明了我们学识水平的提高，更让我们永远感佩刘总编对年青一代的关爱，感念刘总编的开明和宽厚。
进入北票矿工报社的时候，我刚刚21岁，在此之前，我几乎没有写过什么像点样子的新闻报道。之后的我，能够在新闻界安身立命直至退休，孙余德总编和刘兴智总编不仅是带我入门的领路人，而且授人以渔，引给了我一泓事业上涓涓流淌的清泉。
这是我一生的幸运。
我感谢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