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川州我在北票学曲艺
王济忱
今年六十二岁的我，人生经历很简单：学生——知青——演员——编辑——退休。今天蓦然回首才发现，由知青到演员，由演员到编辑，还有，从县城到“比较大的城市”，这最重要的几步，都与曲艺有关。在几十年间，我先后荣获朝阳市曲艺家协会主席、辽宁省曲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的头衔，当然更与曲艺有关。而从我初学曲艺，到小有成就，小有知名度，又与什么有关呢？这就是我的家乡——北票。
我学曲艺，既无世代家传，也无父辈之命。追溯起来，我最早接触曲艺（主要是快板）应该从七八岁时算起，“老师”是要饭的乞丐。那时候，要饭的多半采取的是走街串户，挨家乞讨的方式，又大多都是打着竹板，能说几句顺口溜的。不知哪根神经与那清脆的板声和那合辙押韵的说唱产生了强烈共鸣，听得我如醉如痴，欲罢不能，像一个小孩子追逐地上一只可爱的鸡雏，跟着这位乞丐就走了。这一走，就没了时间概念，也许两三个小时，也许更长，才想起了回家。如是者经常。对我的此等表现，我父亲有一句话说得很到位：“要饭的都吃饱了吧？”言下之意，我还饿着呢。
我的第二个“老师”是收音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收音机里经常播出的曲艺节目不少，如侯宝林、马季的相声，李润杰的快板。想想看，一个被乞丐的几句顺口溜吸引得忘了吃饭的人，对于这些大师级艺术家的经典之作又该是何等着迷！到了十几岁以后，听收音机成了我除了上学读书之外的必修课。无奈，听收音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自家没有是困难之一，那就同学家、邻居家、商店里、大街上，到处去听；再者，那时是没有广播节目报一说的，天知道它什么时候播你想听的。那就只能凭着两只机警的耳朵，随时打探“目标”。
我家住在“大柳树”往北最后一条街老工商联旁边胡同里的一个四合院。一个冬天的晚上，准备入睡的我忽然听着院里下屋收音机正在播快板，立马翻身下地，胡乱披上件衣服跑到院中，站在人家窗下听了起来。等到听完了往回走时，才发现头上、身上挂了一层雪。什么时候下的雪呢？竟浑然不知。
一次去商店（“大柳树”新华书店旁边的“老五金”）买东西，无意间发现了“新大陆”：柜台上正在播至今仍是经典的李润杰的快板书名段《劫刑车》，但不是收音机在播，而是留声机在放。哎！这玩意儿太好了，它可以反复放，听几遍都行。让家里给买是不可能的，但我有办法，谎称要买这张唱片，要试听一下总是可以的吧？于是我就三番五次地去“试听”，就是不买。售货员当然不是傻子，如此几天之后，我理所当然遭到拒绝。没关系，我还有办法。你识破了我，我找同学代我去“试听”，你总不能拒绝一个你不认识的“顾客”吧？我自己则“潜伏”在商店外面，照样听得美滋滋，过足瘾……
在乞丐和收音机两位“老师”的共同培育下，我已经“大概其”地背会了好多段子，比如：快板书《劫刑车》、《巧劫狱》、《酒迷》，相声《夜行记》、《关公战秦琼》、《画像》、《打电话》等。但是您可听好了，能背几段快板，还不知竹板为何物，只能用嘴“打板”；能背几段相声，还不知捧逗的奥妙，只能自任捧逗。尽管如此，我已成了同学心中的曲艺“明星”。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总有几个小伙伴簇拥着我，听我“白话”。那时，同学就是我的“观众”，从家到学校这段路就是我的“舞台”。
到了1963年，我上了初中。当时，朱光斗先生的对口快板《学雷锋》问世，并很快红遍全国。不知老师打哪儿找到了《学雷锋》的文字脚本，指令我和另一个同学在学校演出。这当然是天大的好事，我已经有五六年的“艺龄”了，也该小试牛刀了。可正式上台说快板总得有一副竹板吧？这时我想起来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个人：刘守和（现任北票文化馆馆长刘守堂的哥哥），工人，长我十来岁。这位大哥吹打弹拉无所不能，且又心灵手巧。果然，他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给我做了一副竹板。而且，他虽然不是说快板的，但也能打两下。这样，我不但有了板儿，还向他学了一点打板儿的基本方法。这一次的演出效果怎么样，现在已全然没有印象，但它在我学习曲艺的历程中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表演快板，第一次有了属于我自己的竹板，这位刘大哥也成了我第一个启蒙老师。就是这副竹板，虽然后来知道它的尺寸并不标准，做工也并不精细，但声音不错（特别是节子），使着顺手，所以我一直用到今天。还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把刘大哥请到我家做客，席间，拿出这副竹板，老师只说了一句：“三十年了，你还在用它。”就掉了眼泪。
有了板儿，马上练。首先是开场板，即演员上台后未开始说台词前的打板。这个开场板的“点儿”（板谱），通过收音机这位“老师”，我早已烂熟于心，也烂熟于“嘴”，可想要烂熟于“手”就费事了。没有任何捷径，只有练，无数次地练。在家里练不用说了，每天上学也带在书包里，利用中午时间找个没人的地方练（中午带饭不回家）。放学了，有时跑步回家，为的是快点到家，总不能在马路上练——那可真成了要饭的啦！
为了练板，手指头磨出茧子，腋窝长出疙瘩，是常有的事。有一回，为了练一种打法——要求把大板高高举起，打下来的时候离鼻子越近越好——站在了立柜前，照着镜子练。练着练着，就“镜”我两忘，冲着镜子中的“我”造过去了。结果可想而知，挺好的一块大镜子报销了。
我很努力，也很刻苦，但由于没有老师指导，缺乏行家点拨，直到此后的五六年里，我的板儿打得仍旧是不规范，不达标，充其量业余水平。尽管如此，从初中到高中，在校园里还是表演了不少快板段子，如：《劫刑车》、《油灯碗》、《美国洋相》等等。每年元旦，班级都要搞联欢会，而且，每班还要选出一两个节目到各个班“巡演”一遍，算作拜年，而我们班的拜年节目总少不了我的快板，真是出尽了风头。值得炫耀的是，在我初中毕业的联欢会上，我表演了《劫刑车》，在进入高中欢迎新生的联欢会上我又表演了《劫刑车》，直到上世纪末我已接近50岁了，一次搞同学会，在母校的一间大教室，同学们又点我说了一回《劫刑车》。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票，除了几位长篇评书、鼓书艺人，基本上没有专业的从事快板、相声的曲艺演员。这样的背景，使我的进步相当缓慢，但同时也给了我“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宽松环境。就这样，我的快板，从学校说到“文革”，从“文革”又说到了“上山下乡”。
在整个“文革”期间，老段子是不能说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板儿》说了百场以上。1968年10月，下乡到农村做了知青。农民是天然的曲艺的接受者，所以我的快板节目也总是供不应求。除了一些集会的场合外，就是每天到地里干活，也要带着竹板，中间“歇崩儿”（当地方言，即休息）也要说上一段。到了晚上，有的社员还要把我叫到家里，再来一段。淳朴的农民，为了表达谢意，有时会送我一把旱烟。我至今仍是个烟鬼，就是从那时学会的。记得当时常说的段子有《油灯碗》、《李奶奶学唱〈红灯记〉》、《王小刚接过放羊鞭》、《红太阳照亮珍宝岛》等。我还与一位同学说过一段相声，内容是歌颂样板戏的，名字已记不得了。
由于节目总是供不应求，我开始琢磨着自己写。写什么呢？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可表现的领域太少，而条条框框太多，动辄得咎。忽然灵机一动，样板戏正大红大紫，政治上绝对正确，根据样板戏改一段应该没有问题，而且故事还是现成的。于是大约在1969年，就在青年点的土炕上，根据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改编了一段快板书《百鸡宴上斩栾平》。此后不久，在收音机里听到了那段风靡全国也是根据样板戏改编的快板书《奇袭白虎团》（梁厚民改编）。也就是说，我是在还没有听到《奇袭白虎团》时就改编了《百鸡宴上斩栾平》，这是我至今引以为自豪的（可惜的是，这段的文字稿早已弄丢了）。
大约在1970年，我认识了第一位行家，也是我的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老师。这位老师叫冯占贵，长我五六岁，家在北票，当兵在黑龙江佳木斯，是某部队文工团的专业快板书演员。一次他探家回来，通过别人介绍接上了线儿。就在他探家的几天里，我是见缝插针，缠住不放，也不管人家家里有客人，正在吃饭，还是两口子正在说悄悄话，闯进去“请教”起来没完。最不像话的是直到冯老师假期结束返回部队那天，我全然不理会人家那么多送行的亲属，跑到车站月台上还在没完没了地“请教”。
就是这几天的初识行家，我的收获可太大了，除了我的很不规范的打板得到了纠正，还使我了解了很多对我十分重要的常识性知识：表演快板，不叫“说”，而叫“唱”（以下行文我们就改“说快板”为“唱快板”了）；快板的唱讲究“平、爆、脆、美”；快板艺术在全国共有三大流派，李派、王派、高派，我学的属于李派，等等，他还给了我一个小段《一分钱一两米》，这段我又唱了不下百场。
结识了行家，窥得了一点曲艺的奥妙、真谛，这当然是天大的好事。可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这就是由于看到了它的难度，一下冲击了我“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勇敢”，徒增了“长出犄角反怕狼”的胆怯。这使彼时在北票县城已小有知名度的我产生了从未有过的犹豫。我开始做理性的反思。说老实话，我这个人也许不适合干曲艺这一行。在我的天性里，逻辑思维多于形象思维，这不利于创作；斯文板滞多于活泼灵动，这不利于表演。曲艺表演，“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一人一台戏，无论男女老少，文官武将，正反人物，英雄小丑，都得学个三分像，要哭就能哭，想笑就能笑，该呲牙就得呲牙，该咧嘴就得咧嘴，拉不下脸，一脸的“抹不开”，来不了这个。不过我的天性还占一个字：犟，无论做什么，讲究个坚持到底，有头有尾，而见异思迁，半途而废，咱不是那种人，何况咱已小有知名度了呢。于是，下定决心，知难而进。
1971年，我下乡的第三年，北票县举行文艺汇演。我当时正在公社宣传队，以快板书《百鸡宴上斩栾平》参加了这次汇演。演出效果受到好评，用引起轰动来表述是毫不过分的。汇演结束不久，我被正式调入北票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所谓县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前身是“样板戏学习班”，其实就是县级专业剧团。也就是说，在我的很多同学还在争先表态“扎根农村60年”，知青返城还未开始的时候，我已离开了农村，挣上了工资，完成了从知青到职业演员的身份转换。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命运大转折，谁敢说“扎根60年”不是真格的呢？
曲艺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更加热爱曲艺。到了专业剧团不久，连续写出了对口快板《说唱王才》（王才是当时县里的先进人物）、群口快板《战胜干旱夺丰年》、相声《民兵班长李铁钢》等，并正式与卢中华搭档，唱快板，说相声。卢中华长我4岁，从部队转业回来，比我先期到宣传队，是我们宣传队的“指导员”。上个世纪70年代初，虽说还是极左横行，但对文艺的管制似乎有所松动，收音机里陆续播出了以马季的相声《友谊颂》、梁厚民的快板书《奇袭白虎团》、刘司昌的山东快书《赔茶壶》等为代表的曲艺节目，这使我异常兴奋：收音机可以播，我当然可以演了。于是，通过各种途径，找来文字本，马上排练、演出。常宝霆的《挖宝》、马季的《友谊颂》、《海燕》、《高原彩虹》，我和卢中华都表演过。
1973年3月，辽宁省举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专业文艺汇演，分大连、本溪、锦州三片分别进行，朝阳地区参加锦州片演出。当时朝阳地区相当重视，动员了全市力量，组成了近百人的队伍，以4个小戏、8个歌舞曲艺类节目编为两台晚会进军锦州。在这8个小节目中，就有我创作并参与表演的2个：群口快板《战胜干旱夺丰年》、相声《民兵班长李铁钢》。参加这次汇演，最大的收获是大开了眼界，认识了什么是专业艺术创作、表演，第一次见到了如雷贯耳的大艺术家，更有与我学习曲艺直接相关对我今后漫长的艺术道路起到重要指导作用的至今仍是全国曲艺界威望极高的快板艺术家朱光斗，曲艺作家、理论家、编辑家耿瑛。朱、耿两位是作为大会曲艺方面的专家负责整个汇演的指导、评论的。由于这次汇演曲艺节目很少，全部七八十个节目，其中曲艺不超过10个，而我一个人参与了两个节目的创作、表演，这就比较显眼，也特别引起了两位专家的兴趣。我记得他们专门找到我，很关切地向我询问有关节目的创作情况及我的艺术经历。当然也对节目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这等于结合实际对我进行了一次曲艺理论的启蒙，也是一次难得的面对面的指导。
我的这两个节目演出效果还可以，汇演没有什么评奖，只是演出结束后开了一个总结会，在领导的总结讲话中，这两个节目被列入“比较好的”范围。《朝阳日报》1973年5月28日和1974年1月9日，以整版的篇幅分别发表了《战胜干旱夺丰年》好《民兵班长李铁钢》。这是我最早见诸报刊的文艺作品。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有一个节目在我学习曲艺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或者说正是由于这个节目才使得省曲艺界进一步认识了我，在全省有了一点知名度。这就是我创作，由我和卢中华表演的相声《倔丫头》，后改为《朝阳花》。这个节目的政治生命早已结束，因为它产生于“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取材于“文革”时期的所谓“教育革命”的典型——朝阳农学院。它的存在，对于我是一段绕不过去的历史。所以，本着实事求是，正视历史的原则，还是说说它。
1975年12月，朝阳地区举行文艺调演，当时正是朝农鸿运当头的时候，我选择了写朝农——一位来自农村的女青年，所谓敢于破除旧观念，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故事，取名《倔丫头》。节目在调演中获得好评，很快推荐到次年3月在沈阳举行的辽宁省曲艺调演。这是我第一次登上省城的舞台，虽然是生面孔，可演出效果却相当不错。调演结束后，省里决定，《倔丫头》作为参加6月份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曲艺调演备选节目之一，留在沈阳加工修改，继续演出，以期提高。这一下可“大发”了：总共留下十二个节目，其中就有刘兰芳的东北大鼓、王印权的快板、袁阔成、田连元的评书、崔凯创作的二人转，另外还有杨振华和王可军、范仲波和孟繁山分别表演的两段相声。在以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每天与这些堪称全省乃至全国的大家同吃同住同切磋同演出，几乎演遍了沈阳所有剧场。这使我大开眼界，技艺想不提高都难。袁阔成的深邃潇洒，田连元的干练机敏，刘兰芳的大气豪放，王印权的细腻火爆，杨振华的老练激情，让我陶醉，让我倾倒。每天的演出，我从未在后台或化妆室呆过，而是从开始到结束，除了我自己的节目，始终站在侧台，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看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一转身，一凝神，有时下意识地背着他们的台词，有时情不自禁地跟着比划。应该说，经过这样一番熔炉化铁，钢刀淬火般历练攀缘，才从心灵深处领略和理解了曲艺艺术无法抗拒的魅力，难以言说的奥妙。
没有想到的是，经过这样多次排演，严格审查，在十二个节目中只选了七个，三段相声只留下一段的情况下，我的那段《倔丫头》竟然胜出，出现在了进京参加全国曲艺调演的节目单中。不过，节目虽然选上了，但对我俩的表演不够满意，演员换上了大连的范仲波、孟繁山二位，节目名字改为《朝阳花》（1976年第4期《辽宁文艺》杂志特辟“辽宁省参加全国曲艺调演节目”专刊发表了7个节目的全部文字脚本）。
6月份，我作为《朝阳花》的作者，随辽宁演出团到了北京，观摩了大部分参加全国调演的节目。不消说，这次看到的东西又上了一个层次，我的眼界更开阔了，当然也见到了很多曲艺名家，尤其是当我在北展剧场的舞台上看到心仪已久无限崇拜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劫刑车》的作者表演者我无数次听了他的无数节目但还从未见过其人李派快板鼻祖快板书创始人当时已接近六十岁的快板艺术大师李润杰时，那份激动，那份喜悦，无法克制，无法表达！
真是应该感谢北票。在1972、1973年，团里几次派我去鞍山，观摩学习鞍山曲艺团的节目。当时刘兰芳（现在已是中国曲协主席）、王印权都在团里，我主要是向王印权学习快板，而刘兰芳的东北大鼓，其他演员的表演，也都使我受益匪浅。上面提到的《一双特号鞋》，还有反映知青生活的《刘大娘上任》都是在那时学的。当然不仅仅是学段子，更重要的是学打板、学表演、学创作。
1978年7月7日，省曲协第一届第三次理事扩大会在沈阳召开，这是曲协在“文革”中被强令解散，十二年后恢复的第一个会议。由于前述种种，我有幸出席了这次会议。第二年我被正式批准为省曲协会员。这是“文革”后恢复协会第一批会员，朝阳地区只有我一个。而且，从此以后，几乎每一次理事会，都把我“扩大”进去。这就使我有机会多次与省内曲艺界大家“亲密接触”，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如西河大鼓名家郝艳芳、二人转名家马力、评书名家陈清远、相声名家王志涛、理论家、作家宫钦科、赵博、张志勋、白纪元、郝赫、崔凯、活动家王良友……听他们聊天，听他们谈艺，那真是一种享受。他们的风范，他们的经历，他们对某一演员的品评，对某一作品的赏析，哪怕是他们不经意间随口而出的一句艺谚，闲谈时对一段曲坛往事的追忆，都在丰富着我的阅历，开阔着我的视野，提高着我的境界，滋润着我的修养。这一切，都是财富，极其难得。
调入朝阳的直接原因是参加朝阳地区的春节慰问活动。那个时候，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每年的新年春节期间慰问解放军的活动很受重视，慰问活动的核心内容是文艺演出。当时朝阳地区（市内）有两个专业艺术表演团体，一个京剧团，一个文工团，这样，歌舞、戏剧类节目比较充足，而曲艺——或者用今天的话说，语言类——节目就显得奇缺。而且，除了在正规剧场的演出外，有时还要组织小分队到连队、医院、哨所演出（就像现在的“心连心”艺术团），曲艺比较方便。也是因为有了一点知名度，有几次都专门把我和卢中华从北票调来，参加慰问团。
我记得1977年那次慰问演出，我演的快板书是李润杰的《千锤百炼》、王印全的《一双特号鞋》，我和卢中华演的相声是马季的《高原彩虹》，都是表现部队生活，歌颂解放军的。这几个节目演出效果不错，很受战士们欢迎，同时我们两个人也引起了朝阳领导层特别是文化部门的关注，或者说进一步提高了在朝阳地区的知名度，更得到了一位“伯乐”（文工团团长宁连荣）的赏识。于是，1978年10月，朝阳文工团改建话剧团，我由北票县调到了朝阳地区，来到了这个“比较大的城市”。
1983年，我被批准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1991年，我被选为朝阳市曲协主席。1994年，我被选为省曲协理事。
王济忱简介 1949年生于北票。1968年北票高中毕业。1968——1971年在北票下乡插队；1971——1978年在北票剧团任演员，兼创作；1978——1979年在朝阳市话剧团任演员；1979——1983年在朝阳市曲艺团任团长、演员，兼创作；1983年至今在朝阳人民广播电台，曾任文艺编辑、文艺部主任、电台编委会编委。2009年退休。现任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曲艺家协会理事、朝阳市文联副主席、朝阳市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主持人研究会委员。从事曲艺创作、表演四十年。创作、发表曲艺作品、理论文章近200篇。获省级以上奖励20多篇。从事杂文写作三十年，在市、省、国家级报刊发表杂文、言论200余篇。2009年同时出版两部著作：《王济忱曲艺》、《王济忱杂文》。《王济忱杂文》获“建国60年朝阳十大文学名作”奖。
相声
北票话研究
王济臣
乙 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甲 （学北票话）我说，这崩子我怎么一老没看见你呀？
乙 这位说话什么味儿呀？
甲 你膀丁着忙啥呢？
乙 你说我今天碰着这演员，这节目还有好哇。
甲 你格人在那丁架磨叽啥呢？
乙 我干脆离他远点。
甲 你各来！
乙 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甲 （拽乙耳朵）我看你这耳朵治不要了吧？
乙 耳朵怎么啦？
甲 台下谁是先生给他扎古扎古耳朵。
乙 耳朵没什么毛病。
甲 那我问你这么半天，你怎么不说给我呀？
乙 我“说给”你什么呀？我听你这话都别扭。
甲 我这话咋地啦？
乙 还“咋地”啦，你这又是“这崩子”、“膀丁着”、“一老”、“扎古”，这话谁听得懂啊？
甲 你听不懂啊？
乙 听不明白。
甲 观众听得真白的。
乙 啊，我明白了，你说的是北票地方话。
甲 唉……
乙 对了。
甲 整整是了。
乙 又来了！
甲 （恢复普通话）我是个北票人。
乙 早说呀，我也是北票人。
甲 你是正牌的吗？
乙 什么叫正牌的？我生在北票，长在北票，我，老北票了！
甲 既然这样，我跟你研究一个问题。
乙 可以，你说。
甲 你说咱们北票话好听不好听？
乙 北票话，好听啊！
甲 好听？
乙 当然了，家乡话，多亲切呀。
甲 那我给你学两句。
乙 可以呀。
甲 北票人管兄弟不叫兄弟，叫“雄弟”。
乙 对，是这么说。
甲 管早晨不叫早晨，叫“凿欣”。
乙 对，是这个味儿。
甲 管香菜不叫香菜，叫“祥菜”。
乙 我就乐意听这句儿。
甲 这要单个说还可以，要是连起来就热闹了。
乙 怎么呢？
甲 （学）他大“雄弟”“夜来个凿欣”卖“祥菜”，两毛五（读“务”）！
乙 嗨！这是什么呀？
甲 怎么样？
乙 看来北票话不好听。
甲 不好听？
乙 不好听。
甲 那你说北票话不好听，哪的话好听？
乙 大城市的话好听。
甲 沈阳算不算大城市？
乙 四大城市之一呀，怎么不算。
甲 沈阳话好听吗？
乙 好听。
甲 我给你学两句？
乙 可以呀。
甲 前两天我在街上看见两个人，一男一女，都是沈阳人，看样子是搞对象的。
乙 谈恋爱的。
甲 他们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着。
乙 你怎么尽干这个？
甲 研究他们的语言。
乙 体验生活。
甲 那个男的问那个女的，意思是说，咱俩搞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你喜欢我什么？
乙 就这么句话。
甲 用沈阳话说就热闹了。
乙 怎么说？
甲 （学）“咱俩拉个这么多日子啦，你稀罕我哪嘎打呢？”
乙 嗨！
甲 你说这好听吗？
乙 不怎么样。我听着还不如北票话呢。
甲 那你说哪的话好听？
乙 你还真把我问住了。干脆你自己提的问题，你自己回答吧。
甲 要我说，地方话没有好坏之分。我们国家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地有各地的方言。我们不能说北票话好听，沈阳话就不好听；北京话好听，上海话就不好听。
乙 对。
甲 就是世界各国也是一样，各国有各国的语言。我们不能说英国话好听，法国话就不好听；也不能说德国话好听，俄罗斯话就不好听。
乙 有道理。
甲 最近我对北票话进行了一番研究，我发现北票人的语言，不但十分丰富，而且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用它来交流思想，表达感情，听起来十分亲切。
乙 你给学一学。
甲 比如说，有这么哥俩，老大住北票市里，老二住北票农村。这天老二媳妇到市里来办事，在街上碰见了老大媳妇，妯娌俩要说几句话。你在旁边听着，不但语言活泼风趣，连表情都非常优美。
乙 好，你就学学这段。
甲 （学）“呀，这不是他老婶子吗？”“哟，嫂子。”“你啥前儿来的？”“今门头晌”“就你格人哪？”“嗯。”“走吧，家去吧。”“不去啦。”“那咋还不去了呢？”“过晌还得撵班车回去呢。”“那你干啥来了？”“给他老伯伯抓药来了。”“他老伯伯咋的了？”“嫌活不好了……”
乙 就是有病了。得什么病了？
甲 “心口疼呢。”
乙 就是胃疼。什么时候得的？
甲 “不少日子了。你说他虎八地得这么个毛病，说不疼啥事没有，说疼立刻量就治不的了”
乙 什么病啊，一会儿好一会儿坏的？
甲 “知不道呢。打夜来个还蝎虎了，疼得一宿没困觉。”“哟，那可得好好扎古扎古，要不，疼大发劲儿了，还得开刀！”
乙 嘿！有点意思。
甲 怎么样？
乙 好。尤其最后那句，我最爱听：“要是疼大发劲儿了，还得开刀！”
甲 你看，生活中这么说是不是也没什么？
乙 也挺好。
甲 不过，如果在公共场合，到社会上办事，最好还是说普通话。
乙 那为什么？
甲 说地方话容易发生误会，有时还会闹笑话。
乙 也不至于。
甲 你不信？
乙 不信。
甲 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大舅子在北票农村住，那地方叫馒头营子。前两天到市里办事，就因为说北票话，闹笑话了。
乙 怎么回事？
甲 我大舅子家比较穷，加上这两年遭灾，就更困难了。去年夏天，他儿子考上了大学，可是交不起学费。跟亲戚朋友借了点儿，还是不够，眼看着就要开学了。
乙 这怎么办？
甲 这事也不怎么让乡派出所知道了，真是“危难之时显身手”，几个同志一合计，给他捐了两千多块，孩子一天没耽误，到北京念大学去了。
乙 这可应该好好感谢警察同志。
甲 对呀。这不快到春节了吗，我大舅子就想办这个事。他想光感谢乡派出所还不行，还要专门到市公安局去登门道谢。他怕到时候说不好，在家还写了一封感谢信，准备到市局给领导念念。
乙 这更把握了。
甲 就因为这北票话，念出笑话来了。
乙 这能出什么笑话？
甲 你还是不信？
乙 还是不信。
甲 我给你学学。这信是这么写的：
“馒头营子民警为人民，真心实意来扶贫。我家孩子上大学，感谢民警大恩人。……
乙 先来四句诗？
甲 对，下边还有呢：“如果没有民警的无私援助，孩子就上不了大学，孩子上不了大学，我们全家不知要急成什么样。这真是雪中送炭，枯木逢春。快过年了，昨天晚上，我和老伴商量，一定要带点东西表表心意……
乙 还带礼品了？
甲 都是自家产的。“上个月，孩子来信了，说在北京学习、生活都很好，请大家放心。还说一定好好学习，读完大学，还要考研究生，用实际行动报答民警同志。”
乙 这不是写得挺好的吗？
甲 他用北票话一念就出笑话了。
乙 他怎么念的？
甲 “馒头营子公安为人民，实大惠的来扶贫，满们大小子考大学，感谢公安大恩人……
乙 好！
甲 “要不着公安献爱心，满小子算沾了。他上不了学，满全家说不上急成啥色。他妈一着急就好犯心口疼，犯了心口疼，还没钱扎古，要疼大发劲儿了呢，还得……
乙 行啦，还得“开刀”是不是？
甲 “就在这功夫，公安送钱来了，一大打子哪，都是嘎嘎新的，都带毛主席像的……
乙 行啦，别说了！我们都明白了。
甲 “这真是雪中送炭，枯木逢春，死灰复燃……
乙 “死灰复燃”也出来了？
甲 “来到年了，夜了个后晌，满和家里的寻思，怎么也得到公安局表表心意，还得送点礼……
乙 表心意对，送礼就不必了。
甲 “满那口子也说了，那横是的，哪有空手看人儿的。满这可不是拉拢干部。东西都是个人家出的……
乙 都有什么呀？
甲 “有一筐果木，两板冻豆腐，还有小米子、粉条子，土豆子、干面子……
乙 什么都送啊？
甲 “上两天孩子捎信儿来了。说一定好好念书，念完大学，还要念研究……
乙 念“研究”？
甲 啊，是“念研究”。
乙 那叫“研究生”。
甲 “研究……”
乙 你这还缺个“生”呢。
甲 “不缺，‘生’在这篇上呢”。
乙 你别给分开呀！
甲 公安局王局长听到这高兴了：“好，有出息，一定让孩子考上研究生，到时候缺多少钱，看见没有，今天在座的几位局长……
乙 怎么着？
甲 “（学北票话）满们包葫芦头了！”
乙 他也学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