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一个人的记忆比作是电影胶片，那么存留在我脑海里的大部分胶片都属于黑白，只有年画，是光鲜的，是彩色的。
过年杀猪、蒸豆包,买糖果，炒瓜子花生，这是人们吃食上的准备；买衣服鞋袜帽子围巾，这是人们穿着上的准备；打扫院子，掏粪垫圈，剋挂贴，写对联横批这是外场上的准备；而屋子里也是要见新的，把房子打扫干净，把窗子擦拭得明光铮亮,再贴上崭新的年画，这才叫过年。要是屋里见不到焕然一新的年画，感觉年过得就没有意思了。
我小时候最早记得的年画，是样板戏剧照的那种，那种烙着时代印记的年画，曾让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什么《红灯记》啦，什么《奇袭白虎团》啦，什么《沙家浜》啦 ，什么《智取威虎山》啦，那时候虽然不识字，可是我在大人嘴里知道了基本的故事情节，知道那里的好人和坏人。铁梅的勇敢，阿庆嫂的机智，杨子荣的英姿飒爽，严伟才的孔武神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候，年画是要到供销社里去买的，各种内容、各种形式、各种色彩的年画用曲别针别着，悬挂在供销社柜台外拉起来的线绳上。去打年画的人们仰着头，挑选着，选自己喜欢的画，记下画的编号，然后看着售货员找画，卷画，用绳绑好，小心翼翼拿在手里。一张简单的年画，不仅暗藏着主人的喜好，也寄托了每一户人家的希望和期盼，所以挑选起来，是十分认真的。
毛主席像是必选的，因为在老百姓心里他是大救星，神一样的地位根深蒂固，屋子里贴一张毛主席的画像，是纪念，也是崇拜；鲤鱼图案的年画或是一个娃娃乐呵呵抱着鲤鱼骑着鲤鱼的年画也是必选的，农民靠天吃饭，希望风调雨顺，连年有余，沾了“有鱼”的吉祥寓意，盼望日子越过越好；有的人家，买张虎的年画镇宅，但是只买上山虎，不买下山虎，大概是“上”比“下”吉利吧。其余的就要看主人的喜好了。喜欢花鸟的，就是繁花似锦、莺歌燕舞之类；喜欢美女的就是貂蝉拜月、贵妃醉酒、昭君出塞、西施浣纱、嫦娥奔月之类；喜欢评书故事的就是《穆桂英挂帅》、《岳飞传》、《薛平贵》、《水浒传》、《红楼梦》......这些画是带着情节的类似连环画那种的年画，当然也有的是这故事里的单个的人物。也就是在那时候，我知道了岳飞是民族英雄，杨业家一门忠烈，知道了《水浒传》里的打虎英雄武松，知道了《红楼梦》里那些漂亮姑娘的名字，知道了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栩栩如生的年画让我既饱了眼福，又增长了知识。可我喜欢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爸爸不给买，他说，过年了，屋里不贴妖精，孙悟空举起金箍棒就是个“死”，不吉利。
打来的年画要在过年的头一天贴好，根据屋子墙壁的宽窄横张的、竖着的找准合适的位置，对称着张贴在屋内的泥墙上，屋里立刻亮堂起来，喜庆的节日气氛愈发地浓了。
除了住屋里的年画，灶房屋、大门等处也是要张贴特殊的年画的，那就是灶王、财神和门神。笑眯眯的灶王和财神就不用说了，那两个凶神恶煞的门神我可不咋喜欢，主要是心里头害怕。奶奶告诉我，这门神必须贴，他们可是有说道的。相传唐太宗李世民时，宫中经常闹鬼，李世民吓得心神不定，于是他手下的大将秦叔宝、尉迟恭便一个持剑、一个拿叉，昼夜替李世民站岗壮胆，恶鬼果然不敢前来作祟了，宫中平静下来。李世民觉得这两位大将太辛苦了，就令画师把二位将军的威武形象绘在宫门上。后来这个形式就流传到民间，两员讨人喜欢的大将就变成了守护千家万户的门神。听了奶奶讲的这个故事，我想起了《白毛女》里的唱词：“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了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原来，我心里憎恶的这两个门神竟然是正义的化身，威严的化身啊。灶房屋、住屋、神龛上那些特殊的年画，不仅是在增添新年的气氛，也暗含着人们求财、求子、求平安、求吉祥，祈福避灾的美好心愿。
常常是在吃过午饭后，我们这些小孩子一帮一伙的，用大人的话说就是走马灯似的乱窜。其实我们没有乱窜，我们是奔跑着到各家去看年画，品评着谁家的年画好看，谁家的年画多，谁家的年画有了新故事，那种心情，就跟农民站在丰收的田间地头品评当年的收成一样，心里是激动的，兴奋的。
换下来的旧年画我们是舍不得扔掉的，用毛巾擦拭干净，卷起来留着开学发了新书包书皮，尽量让人物头像，花鸟鱼虫的正好赶在书皮正面中央，余下的只要够32k纸那么大我们也舍不得扔，要垫在本子下当垫纸。因为年画的这个用处，我们小孩子在贴年画的时候，一般只用浆糊粘年画的四个角，或者撺掇大人不用浆糊粘而改用图钉钉。
后来的年画，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鲜艳，再后来就由纸的改成了塑料的，脏了随时擦拭，总是那么新鲜。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电子产品铺天盖地走进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除了少数老年人的屋里有，年画已经淡出了年轻人的视线和生活。
年关将近的时候，我是愿意到农村的集市上去的，去看那些花花绿绿的年画，去寻找内心深处那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那些曾带给我审美情趣和道德信仰的年画重又把我带入那个纯真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