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长城之外是家乡

《续资治通鉴?宋纪》：北宋初年，王全斌既平蜀，欲乘势取云南，以图献。帝鉴唐天宝之祸，起于南诏，以玉斧(玉斧为文房古玩，用作镇纸)画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所以，孙髯翁的云南大观楼长联有“宋挥玉斧”的提法。

                                                                                                             ——题记

         丙申春日，东风回暖，白石冰融，天鹅北去，草木初萌，笔者随北票市政协宣传文史委组织的明长城考察组对北票市内明长城遗址进行了考察。北票市明长城遗址在常河营乡境内，这段长城由义县进入北票境内常河营天池山，再由天池山进入义县境内，约有２０００多米，呈南北走向，此处为北票与义县的交界，义县于其东，北票于其西。这段长城以巨石砌成，城墙遗存最高处达两米，低处遗痕亦很明显，整个城墙顺着山势，蜿蜒曲折，连续不断。其实明长城附属结构很多，城堡、敌台、烟墩遍布长城内外，有“十里一墩，五里一台”的说法，我们所考察的只是在两座烽火台之间。辽西山野，荆榛遍地；松楸榆橡，间杂其中；时有野葡萄，缘树成篷，缘墙成网；山草微绿，枝头芽新；长城石墙，沿山顺势，有如长龙，于苍苍莽莽的山色中，伸向远方，给人感觉既浩浩荡荡而又凄凄凉凉。而今那金戈铁马远去了，那鼓角争鸣远去了，这里似乎是又回到了远古的蛮荒的岑寂。于是我想起了那位诗人参观长城的赋诗感言：“抗敌御侮时，它是悲壮的号角；盛世年华，它深情款款地穿山越岭，诗一般的万里横陈。”实在的，当万里长城失去它防敌御侮的功能时，它只是一种存在，只是逝去的的胡马秋风、金戈铁戟、鼓角烽烟的见证。说它是故事，是诗，是梦，似乎都可以。余光中关于“小雁塔”的诗云，“喧嚣的年代过后，只剩下空酒瓶子做了寂寞的见证。”这蜿蜒曲折的万里长城，这眼下颓圮的垣墙，不也像那曾经盛满芳香劲冽美酒的空酒瓶子，于今只是一个空壳的存在。实在的，当历史以它那款款的脚步走向现代的今天，我们不得不作此感想。

       然而面对这段残破的、颓圮的长城旧墙，我们又怎能不面对历史，不对历史做一个深入的怀想呢？实在的，我们太应该从历史的深处关照我们的现在，烛照我们的影子，甚至我们的灵魂和生命了。

       有人说我们的这段长城是戚继光主持修造的，其实不然。戚继光戎马一生，功勋卓著，但他大部分时间都转战在江、浙、闽一带，进行抗倭战斗。直到后期才被调到北方出任蓟州总兵一职，任期十五年。他主要的职责是“总理蓟州军务”，负责北京东北一带的防务。虽然他很重视长城的修造与维修，但也只限于他的防区，即蓟镇长城。说他是我们这段长城的修造者，是没有根据的。查史料得，明长城始修于正统七年（1442），属于明长城的辽东长城，也称作辽东边墙，就在那时开始修建的，而我们这段边墙是辽东边墙的辽西部分的一小部分。辽西边墙的最初修造者应该是王翱。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王翱提督辽东军务，“躬出巡边，自山海关直抵开元，高墙垣，深沟堑，五里为堡，十里为屯，烽燧斥堠，珠连璧贯。”（《全辽志》卷四，《皇明从信条》卷十八）后来，万历四年（1576）辽东总兵李成梁及辽东巡抚张学颜，万历三十七年（1609）辽东巡抚熊廷弼都曾维修或重修过辽东长城。辽东长城的防御功能是“拒胡”，是明代为防备蒙古兀良哈部和女真的侵扰而修建的。在明代，北方的蒙古各部一直都是中原政权的巨大威胁，而明晚期崛起的建州女真，则更是明王朝的主要敌人。

    “拒胡”，这是多么振奋人心、惊心动魄的字眼啊，然而它又像一根针刺痛了我们的心。立在墙边，面对长城，又有谁能想不到而今这颓圮的垣墙，当年那雄伟的长城，就是用来防御长城之外的我们的这一事实呢？因为我们是生活在长城之外的。——长城之外是家乡，我们到底是防御者的子孙，还是被防御者的子孙，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实在难以说得清楚。既然置身长城之外，那么，我们便可以认定自己就是胡人，是胡人的后裔；既然我们地处长城之外，那么，我们就是“化外之邦”。我想，在那时，中原的统治者们一定就是这样看我们的。这道长城，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有如赵匡胤玉斧下的那条水深流急的大渡河，成了中原与化外的分野了。因为在赵匡胤看来，大渡河以西的土地是荒凉的，大渡河以西的人民是野蛮的，对于以农业为主的中原社会，那是毫无价值的，有了它，只能是累赘。“弃之如敝屣”的说法应该是毫不夸张的。明王朝对于我们这块土地、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心态，也应该是如此。被人瞧不起的感觉当又如何呢？那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实在的，面对王权，我们自不必矮人一截，臣服于皇帝的威严之下；但对文明，低人一等的感觉，则应该是十分让人痛心的，有良知的人们怎能不会产生椎心泣血的感觉呢？

       然而，长城之外的我们的土地真的是蛮荒之地吗？长城之外的我们人民真的是愚顽不化的吗？我想那也未必。至少在汉代，我们是化内的，有北票中部的汉长城为证；在先秦古燕国时，我们是化内的，有北票北部燕长城为证。据考察，在北票境内有三条古长城，其一是燕长城，在北票北部，这条长城由内蒙古赤峰境内敖汉旗王家营子的大青山进入北票北塔乡房身，由房身经翟家营子、南广富营子、小壮沟、向台吉营乡延伸，经台吉营的赵户沟、生金壮洼、他拉皋、二色到六合城，再由六合城越经牤牛河进入阜新境内的化石戈乡胡头沟南梁，燕长城在北票境内共约40公里。汉长城从建平县喀喇沁乡东行，进入敖汉旗南部的四家子乡，沿大青山西北麓断断续续东北行，然后在郝杖子一带穿过青山，进入北票境内的大黑山东北行，过东官营、娄家店、宝国老（小城子），渐与南线长城接近，遂向牤牛河西岸，进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境内的化石戈乡，其基本走向在北纬41度40分稍北的东西横线上，汉长城在北票境内约50余公里。这两条长城都在北票境内经过，而且偏北，这说明我们北票的大半部分土地早在秦汉时期，就在文明的区域里，就在长城的防卫之中。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就会发现，在我们这里长城这条线是随着时代而逐步南移的：燕长城在北，汉长城在中，明长城在南。长城一步步南移的事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是中原文化的式微，还是蛮荒部落的强大，导致我们远离中原文明越来越远，成为中原文化的化外之邦？

       其实，长城作为地表上的建筑，自古以来就不仅是政权界限，而更多的是自然界限、经济界限、文化界限。作为自然的界限，沙草千里的草原与草木茂盛中原历来就是以长城划分的，或者说，长城就是沿着沙草地带与农耕地区的分界而建的，因为这条界线也是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分界线。其实长城修建的目的，更多的是阻止胡人南下放牧牛羊，防止农耕民族的庄稼被胡人的牛羊肆意践踏，防止他们的财富被胡人的马队肆意劫掠、抢夺。那简陋的石墙，是很难防御住那些强悍的胡人士兵进攻的，它的作用如同庄户人家树立的用来挡猪狗的篱笆，如果能挡住胡人的马队和辎重，那就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能阻止住胡人的越界放牧，长城以内大面积的农田能得到保护，那就是胜利。后来清兵入关，所走的路线是九龙口、古北口、山海关，而不是我们这里的事实，也证明了我们这里长城的作用是防范胡人越界放牧的。作为文化界限，长城的作用则更加明显，长城以里为农耕文明，长城以外则为游牧文明。我们知道，农耕民族的文明程度远远高于游牧民族。农业文明主要是人利用自然条件对脚下土地的开发，用他们的知识和技术向土地要产出，以维系人的自身生存、繁衍、发展，以及精神层面的满足。因此，土地是他们的根本，聚落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聚落生活，则决定了他们是合作的，互利的，因而它的文明也就是高层次的。而游牧民族则以牧业畜养为主，他们寻求的是水草丰美的草原，来生养他们的牛羊牲畜，逐水草而居是他们生活的特点。相对根植于土地的农耕民族，他们是游动的、掠夺性的，于是争夺也成了他们的特性之一。游动的，争夺的，那么其野蛮程度的则必高于农耕民族，狼群的丛林法则在他们身上得到推崇。因此，农业文明创造的巨大财富，也便成了这些游牧民族的抢夺对象，因为，他们有快捷的马队，剽悍的骑兵，可以抢完即走，速战速捷。而对这样的来去无踪，出入不定的敌人，防御最好的方式自然就是深沟高垒，让敌人的骑兵难以逾越。而当农耕文明的聚落进一步整合，出现政权，形成国家的时候，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农耕文明的破坏，那当然是当政者的主要责任。那么，长城的出现，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秦、赵、燕北方三国纷纷修造长城的原因，这也是秦始皇将秦、赵、燕三国长城联为一体的原因。

       长城作为自然的界限、经济的界限、文化的界限的存在，也许正是我们审视我们脚下辽西这块土地的一个基点。其实远古的辽西大地绝不是一个蛮荒不化的地方，反而却是中华文明最早的文化起源地之一。阜新的查海文化就已经是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其用火、陶器以及农作物粟（谷子）的种子的遗存考古发现，就鉴证了我们这个地区农业文明的高度发达。有专家认为查海文化应该是红山文化的先声。红山文化则是典型的农耕文化，而且有鲜明的国家的影子。处于朝阳凌源、建平交界的牛河梁的考古发现则更让人震惊。它出土的玉器之丰富，女神庙之宏伟、女神像之精美、积石冢之神圣，都是其他同时期文明所难以企及的，它的文明程度都要远远高于中国史前的同时期的仰韶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女神庙、女神像、积石冢，这些都是族群祭祀活动的标志。祭祀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它说明了人类的空间意识与时间意识以及人的主体意识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对世界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对生命有了全新的了解，它是聚落，族群发展的结果。农耕文明需要协作，协作需要群体，群体需要聚落，聚落则需要礼法、礼治；而礼法、礼治，则是文明社会的象征，是国家的雏形，其先进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其他文明。红山文化的“龙的图腾”和“花的崇拜”对中华民族的图腾与崇拜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有学者就认为，中华的“华”的名称，即来自红山文化的“花”的崇拜，在上古，“花”与“华”是不分的。而玉猪龙则是中国最古老的龙。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和多元共生的，那么，以辽西为主体的红山文化，则是其重要的一元。面对考古发现，我们不得不对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投以惊异的目光。它曾经是那样的辉煌与伟大，它的辉光以那样的强大的亮度照耀着中华文明的开端与发轫，并使之不断前行。然而如此强大的文明又是如何衰微的呢？是什么使得这里的农业文明昙花一现，使得我们后世难以再在这块土地找到祖先的辉煌，以至于到明代已经沦为“化外之邦”的呢？这就使我们不得不从眼下的长城着眼，探究它衰微的深层次原因。燕长城的存在说明我们这儿早在春秋时期就是受长城保护的文明的区域，是农耕文化极其发达的地方。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族的內侵，战事的频仍，致使我们这个地方的农业文明遭到破坏；游牧民族在此恣肆不已，不断冲击，致使长城不断南移，所以明长城就出现在我们所站的地方了。

        如果我们仔细审视石国清老师绘制的《北票境内古长城示意图》就会发现，我们北票这个地方，在明代以前大部分是属于长城以里的，属于农耕文明区域，而明以后，则属于长城外，属于游牧区域。也就是说，在明朝以前，我们基本上是防御的一方，明以后，我们则是被防御的一方。靠近长城，置身于防守的一方，说明我们这块地儿便首当其冲，成为被冲击、被劫掠的对象，这儿是胡人冲杀的前线，是战斗流血的战场。置身于被防守的一方；我们又胡人进攻的前线。同样也是流血战斗的战场。其实，整个辽西就是如此，它脱离不了汉兵胡马交践的节奏，脱离不了仇杀流血的命运。置身于文明区域的边缘，远古发展起来的文明，就在野蛮民族的外来冲击中逐渐式微，甚至是香消玉殒。所以，在我们的史册中，很少有文明的印记浓墨重彩。红山文化也只在考古发掘中才得以显现它曾是中华文明的一缕曙光，而山胡、林胡已经深深地写进我们的骨子里。在中国的漫长的历史上，辽西，似乎永远是出胡子的地方。胡子，也就是土匪。关于这个词语，它的本义就应该是“胡人”，或者是“胡人的子孙”，这不正说明我们这个地方始终与胡人密切相连，始终与与远古的山胡林胡密切相连着的吗？至少这里的文化如此！即使出现过孤竹国的伯夷、叔齐这样的圣贤，但又有谁记得住他出身于我们的辽西大地呢？不是都把他们和那岐山、那首阳山联系在一起吗？胡人，野蛮人，是不可以与中原文明坐而论道的，周王室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只是写在竹帛上的中央帝国的一种意识而已，只不过是唱在宗庙祭祀上的一首祭歌而已，只不过是中央王权的一种意淫而已。而越到后来，我们便越成为他们抛弃的对象，成为他们防范的对象。

       被人抛弃、被人防范，无疑是痛苦的，特别是曾经有着文明经历部落、族群。于是他们便以另一种方式来彰显他们的存在，显示他们的威仪，那便是对中央王权的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从上古说有蚩尤，远古有山胡、林胡，秦汉有匈奴、乌桓，南北朝时有拓跋、慕容之鲜卑，唐有安禄山，宋有契丹、女真。整个大元朝，蒙族人横行中原。明之蒙古、女真（后来的满人），清之蒙古，都是中原王朝重点防范的对象，甚至民国时的张作霖、张学良，也都是这样的。实在的，中华民族的历史，离不开辽西这块土地。但这块土地却是中华文明版图上的另类，因为它给整个文明发展带来的都是逆向的，都是反动的，他们的破坏力也是有目共睹的。正因为反动，所以它成为中原王朝首先防守的对象，被视为“化外之邦”，这个区域的这样的民族心理难道不值得我们研究吗？因为它不是暂时的，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以贯之的，这种反动的文化的成因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然而，仅仅以“反动”来概括这个“化外之邦”的民族心理，也是不完全正确的。它之所以反动，是因为它要以“反动”来彰显自己的存在，就如同一个班级的“小坏孩”，他时时需要用恶作剧来引起大家的注意。这个化外之邦也是时时刻刻需要中原政权正视自己，从而得到中原政权的认可，进而获得利益的。其实要人认可的心理，就是对中原文化的认同的心理在其后面鼓动的结果。在先进的中原文化面前，它是自卑的。而自卑者往往又以自傲者的态度出现，当他们一旦进入中原，接触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制度，他们便很快进入那个文化体系中，成为其一个组成部分。纵观中国的历史，南侵民族的命运，莫不如此。可以说在真正意义上，他们从来没有战胜过中原民族，尽管汉民族有诸多的失败、南迁，但入侵者从来不是胜利者，他们已融入中华文化的大家庭之中了。

      于是民族融合就又成了我们讨论的话题。中华民族作为大家庭，民族融合在历史进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各民族的相互学习、借鉴、吸收是必不可少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是向胡人学习的改革。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是胡人学习汉文化的典范。在辽西，这样的学习，这样的改革也是必不可少的。远了说，三燕时期慕容政权的国家制度、冯氏政权的重视农桑的政策，都是对汉文化和农耕文明的学习；近了说，辽耶律政权、金完颜政权对汉文化学习的重视的程度，都不亚于中原地区士人对汉文化学习的重视。而清朝前期关外的后金政权，从汉文化中汲取的养分也许更多，这也是他们顺利入主中原的先接条件。

       谁也不会否认，辽西土地上的文化是二元的，即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融的。这种交融应该是征战的结果，更应该是合作的结果。在我们所参观的这段长城中，就有一段是中断的，那个地方是山洼，山梁的低处。两侧又是重墙，如中括号南北相对。专家讲，那个地方是一处通道，是我们北票与义县交通的地方，于是我们加以注意，确实有一条古道迤逦于山梁的两边，只是现在少有人走，已经废弃。我们下山就是沿这条路而退的。在起防守作用的长城上有这样一条通道，它的存在自然更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谁也不会否认它作为通道沟通的重要作用。那么，沟通谁，谁与谁沟通，那也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长城内外人民的沟通。由此看来，虽然长城是战争的最前线，但是他的沟通的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明朝中期以后，蒙古俺答汗、三娘子的统治时期，明与蒙古之间就设有榷场。榷场就是两个民族通商、交易的地方。在明朝晚期，北镇就是明与后金的贸易集散地，据记载，其贸易额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战争，有利于和平；而沟通、交流、贸易则更有利于和平。就这样，历史在它的打打和和中艰难前进着。那么，我们有必要非得把它看成对抗的遗迹吗？他难道不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吗？

       胡马汉兵之交践，农耕游牧之融合，使我们这块土地伤痕累累而又痂肉常新。伤痕累累的痛楚会让这块土地经常准备着，让它随时投入战斗，而随时投入战斗的姿态，则是一种生命力量的展现；而痂肉常新则更证明它顽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的状态尽管痛楚，但它还是饱满的，鲜活的。农耕游牧的融合，让这块土地随时都接受来自不同特质的文明的洗礼，这不同特质的文明的交融，会产生一种不同于二者的一种新的文明，这种文明也会因其营养丰富而长成参天大树，屹立于民族文化之林。当然这需要过程，当硝烟远去，社会和平，人心思定的时代，一种反思便深深浸入民族文化的骨髓，成为一粒种子，埋进深厚的土壤，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直至长成参天大树。可以说，尹湛纳希就是这块土地上的参天大树，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杂交而产生的一种新文化的代表。当然，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尹湛纳希这棵大树，我们还要看到生长尹湛纳希这棵大树所根植的深厚的土壤。当我们在常河营乡政府前见到的那棵有六百年历史的参天巨柏时，就不能不联想到尹湛纳希，想到这棵文化的参天大树和他根植的土壤。应该说，这塞外之地，这化外之邦，正是由于文化的二元交汇而成为孕育新文化的沃土、息壤。

       春风骀荡，山野树青，沟谷人家，炊烟袅袅，那位我们在山顶上遇见的牧牛人正赶着他的牛归栏，一种悠然写在他的脸上。我们数过，这群牛一共十四头，其中有几头母牛，已经怀孕揣犊了，有人说，他的这群牛就值二十多万元。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他脸上那种自足的笑容。可是当我们问及长城的时候，他却是一脸茫然，只是说“那是先人留下的，我也说不清楚。”是的，对于一般的民众，也确实不必苛求他们把它说清楚，只要他们感到幸福，也就足了。长城之外是故乡，历史行进到今天，我们反思历史，并不是要我们重回那久远的历史，而是要我们关注脚下的土地，使我们这些生长在长城之外的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更好地面对未来。如今，长城已不是我们与中原地区地理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界限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超越游牧时代、农耕时代，进入到工业时代，进而进入到到信息时代了。在这个时代，超越空间的联系能够让我们快捷沟通成为可能；超越时间的存储，是我们记忆常新。各民族的同时与时俱进已经成为现实，如果我们还囿闭于长城文化的思维之中，恐怕落后的就是我们；而当我们敞开心扉面对世界时，我们的视野也就大了，与世界共同前行，会给我们自身带来巨大利益。与世界文明同在，会让我们以更自信的姿态展现我们柔美与伟岸的形象。在这个背景下，长城也只是一种风景，只是那逝去历史的见证。其实，有这一点，也就足了！

   

高石峻垒旧边墙，
天池山上望苍茫。
烽燧成点东到海，
墩台连线西入荒。
当年鼓角归远响，
而今炊烟散长杨。
一片生机同春在，
青草牧笛啭平冈。

好观点，好文笔，就是文章有点长，看的有点晕！

好文章，先点赞，后细细地读。先说明我不是胡人，老祖宗是清末从山东潍坊迁来的，我参加过第四次人口普查，我普查那么多户，都是河北山东天津等地迁来的，坐地户没遇到。

     其实，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居住的更多的是汉人。这是因为，从清朝入关后，东北地区作为满族的龙兴之地是受到清政府保护的，他们沿明长城南修建一条柳条边作为防御工事，限制汉人随意到这里来农耕、放牧、采伐。这条柳条边在义县、凌海以及我们这里都有遗存，有些地名就是以柳条边的烽火台命名的，如刘龙台（实为六〇台，即600号台墩）、沈台(沈姓台墩)、北票三宝营乡有乌龙四台（五〇四台墩）。这条边墙限制了汉人北上，而满人又尽在关内，致使东北地区地广人稀，水草肥美之地，所以闯关东便成了连年饥馑的中原地区人民的一项选择。可以考证的是在清乾隆年间，就有山东河北山西人陆续出关，在郑板桥的诗歌里就有对辽西朝阳的描写，说这儿是非常易于生存的地方，是山东人向往的地方。至于清政府大面积开放边禁，是在1904年日俄战争前后，因为清政府意识到东北人口的空虚将使他们的龙兴之地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于是有两千万人的“闯关东”，那是非常震撼的铁血大移民，致使汉人在数量上超过刚刚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日本的日本移民，为东北在后来没被日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电视剧《闯关东》就是以此为背景的。其实历史就是如此，它不是必然，更多的是偶然。很多的时候在于决策者的政策。

收获大大滴，历史知识越细越有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