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要到了，谨以此文献给普天下与
我母亲一样含辛茹苦的母亲，祝你们母亲节快乐！
你让我心痛到老
2005年3月4日，母亲去了，世界上少了一位最疼我爱我的人。
母亲生于1940年阴历8月12日。1959年毕业于喀左速师班俄语专业，毕业后仅教了一年俄语，就赶上举国饥馑，母亲同国家下放的那批公办教师一样，回乡务农。此后她一生的命运就与土地上的耕种稼穑连在了一起。
母亲嫁到赵家是1964年初。母亲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她的侄子侄女有好几个都比她大。我父亲是长子，母亲来时我太爷还健在，一大家子十来口人。我不知道在这样的大家庭里，母亲怎样与老少四代人和睦相处，直到我8岁那年的5月。分家时的情形我还恍惚地记得：大人们把母亲的柜子抬到新房子里，还有按大小人分开的粮食。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哭得好凄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不够吃，母亲每天上工回来，都挖好多野菜，我们一日三餐的饭食里，总少不了野菜，连稀粥里都掺了打碗花秧或西葫芦条儿。大弟不满两岁，母亲没有奶水，他饿得直哭。母亲从锅里满圈的菜饼子缝中，揭出两个没掺野菜的玉米楔子，耐心地嚼细，喂给她的大儿子。
冬天夜长，母亲点上煤油灯，搓麻绳，纳鞋底。没有时钟，母亲看三星估算时间。夏日晌午，母亲端着脸盆去水渠洗衣服，很少歇晌。生产队的钟声一响，母亲又去出工了。我上学那年，父亲去学校做了民师，几年后又被提拔，当了小学校长，跑到二十里外的小学工作，早晨天不亮上路，晚上顶星星回家。母亲就更累了。为了父亲能转成公办教师，母亲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家务。那时母亲常闹贫血，面无血色，口唇泛白。母亲每天喝一个鸡蛋水，坚持着在生产队劳动。由于母亲的勤俭持家，每年过年，我们姐弟四人总能换上新衣服，母亲把大人的衣服改小了给大孩子穿，再把大孩子的衣服改小了，给小孩子穿。每年过冬，母亲都为四个孩子准备薄厚两套棉衣。
母亲的针线活儿好啊。那台缝纫机是母亲结婚时买的。母亲用它为家族的人做过许多衣服。一位远房的奶婆婆去逝了，扔下一大帮孩子，母亲为她家做缝纫活儿，一做就是七八年。白天要上工干活，晚上没电灯，母亲为别人做缝纫活儿只能抢在午间。午间不休息的习惯她一直保持到中年以后。
母亲投入最多的是哺育我们成才。把全村人都算上，四个儿女全靠考学摆脱了农民命运的仅我们一家。为此，母亲付出了常人想象不到的艰辛。除我的路比较顺以外，我妹妹的考学、两个弟弟的就业，都让母亲备受煎熬。妹妹在初三连续复读了五年，有两次接受了体检，却没接到最后的录取通知书。每一次落榜，对母亲来说都无异于一场不大不小的灾难。妹妹不吃不喝，整日整夜地哭闹，母亲陪着她受挫的女儿，不敢有半点闪失。在那样的境遇下，只有母亲能给妹妹燃起希望之火，也只有母亲能让妹妹安静下来。一年又一年的失望中，有多少乡邻、亲戚劝母亲：“姑娘家念到啥时都是外姓人，你就别硬撑了，让她下学帮帮你吧。”可是没人能说动母亲。她要用自己的执着与辛劳让儿女过上理想的生活，过上她憧憬了一辈子的好日子。分产到户以后，母亲一个人耕种着十几亩地，春种、夏锄、秋收、冬藏，无一日安闲。那两亩棉花耗去了她所有的精力。母亲还精心饲养了老母猪，两年五窝崽，贴补着家用。她从不叫苦，疲惫的脸上总挂着笑容。一次次落榜的苦痛，让妹妹再也打不起精神，她由起初偷偷地逃学到明目张胆地闹辍学，折磨得母亲痛不欲生。母亲苦口婆心地劝，劝不动就哭，边哭边数说她的艰难，她的希望，弄得我们全家人跟着哭。她用眼泪打动妹妹，让妹妹坚定信心。
1982年父亲转为公办教师，家里贫困的生活有了转机。1989年是我家充满了希望的一年。这一年，妹妹考上了师范，大弟早两年考上了铁岭农校，小弟考上了重点高中。原来土地上的收入加上父亲的工资已远远不够三个学生的花销，父亲又承包了十亩校田地。母亲就整日地泡到土地里了。薅地是最费功夫又抢农时的活计，东台子地远，母亲起早上地，带着午饭和一塑料桶水，扎那儿一干就是一天。村里人说母亲像是铁打的，咋干都不知道累——我们知道母亲心里乐才不说累。因为再过一两年，四个儿女就都毕业了……
1990年我大弟农校毕业了，却因为志愿栏里填了“同意到定向不包分配学校”而找不到工作。父亲把能托的人都托了，没有任何办法。母亲终日紧锁着眉头，头发白了好多。作为平民，他们可以勒紧裤带供儿子念书，却无力安排儿子的前程。一天夜里，父母亲做出决定：让大弟重新考！刚强的大弟又坐到初三辅导班的教室里。此时，父母不得不做两手打算：一旦大儿子考不上学，将来窝在家里咋办？娶媳妇往哪娶呢？他们拿出半生积蓄，经过半年的备料准备，第二年春新踩地基盖了四间瓦房。大弟命运多舛，就在1991年5月的中考预选当天，因为有人告发他为“回流生”，而被取消了考试资格。如此沉重的思想负担和长久的超负荷劳作，让母亲消瘦得走路打晃，这年夏天患上了终身难愈的糖尿病。
母亲托着病体依然劳做着。1992年大弟在喀左海绵铁招工考试中顺利过关，1993年，厂长从上百份档案中发现大弟是中专生，遂选派他到长沙中南工大深造两年。这一年，小弟考上了锦州医学院。同时供两个儿子上大学，母亲是多么自豪！又是多么为难啊！盖完房子，母亲已经分文皆无了。她得靠举债筹措两个儿子上大学的费用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无奈又丢面子的事情啊！她坚强地支撑着身体，用不辍劳动的双手去创造财富，补偿外欠的债务，供儿子完成学业。又是超负荷的三年过去，大弟顺利进了工厂，小弟却赶上了大学生分配难。母亲没等缓口气，心又悬起来。
1999年3月，已经结婚的小弟才正式上班，至此，他整整等了两年零六个月。此时，母亲的病情时好时坏，已经不能下田劳动了。内退的父亲萌生了去我老叔那打工的想法，母亲第一个支持。母亲是理财能力极强的人，平日，有零钱她决不花整钱，家用之物只要能将就着用她决不买新的。家里的勺子、铲子都磨掉了半截她也不肯换。父亲去赶集，她提前算好买几样必买的东西，估算出的钱数总是可钉可铆，她掐钱掐得死，除了人情上必花的之外，决不轻易花一分钱。别人家父母去赶集，孩子总是去半道迎接，顺便翻翻筐或兜里有什么好东西，我们姐弟四个从没有这个习惯，因为父母从来没给我们买过零食，我们对父母赶集带回来的筐或兜也就打小就没有什么欲望。对于父亲去打工，我们姐弟四人坚决反对，因为大家都已成家立业，不需要老爸再像从前那样劳苦奔波了，况且母亲的身体也需要人照顾。可母亲态度坚决，她说趁着能干攒点钱，将来老了心里有底。
父亲走后的两年里，母亲一人操持着家务。她养了几只鹅，还养了一群鸡，经营着院里院外两个菜园子，让住在附近的儿女都有菜吃。我们假日回家，还能吃上咸鹅蛋、咸鸡蛋。那时，我的新居离娘家二里来地，每逢周日，母亲还能走下来小住一两日。她来时，打开院门，布兜里有时装几个茄子，有时装一缕长豆角，有时装几个毛桃，还有时装两个煮熟的咸鹅蛋或亲戚们送的奶粉……母亲喜欢吃韭菜，我家的小院正好有一畦韭菜，于是，母亲一来，我们包三鲜馅饺子，烙韭菜合子，其乐融融。冬天母亲怕冷，我们就经常回家。现在想来，母亲除了太把钱当回事外，实在找不出她有啥毛病，那两年，她独自一人与两个儿媳相处得十分融洽，让村里人打心眼儿里佩服。
2001年底，我工作调到了城里，家也搬来了，住进了楼房。那时母亲身体很弱，靠打胰岛素治疗。我搬来不到十天就把母亲接来，可住了不到十天，母亲心里就不落神了，她说我二爷爷可能不行了。我二爷爷孤身一人，母亲平时总发动我们周济他。那天我去朝阳电视台为一个白血病女孩联系拍片的事，早晨接到了父亲的电话，说二爷爷病逝，今天上午火化，嘱咐我瞒住母亲，不要让她回家。我特意叫妹妹来家陪伴母亲，我到朝阳后接到妹妹三个电话，都是母亲着急要回去，她已片刻都不能留。没办法，我只好同意妹妹陪伴母亲回家。到家时，二爷爷的灵车刚好火化回来，就赶在家门口，母亲悲伤得差点背过气去。所谓心灵感应，应当是亲人间的牵挂吧？
2003年春天，刚搬进新楼的妹妹把母亲接到了她家，要给母亲好好调养，彻底医治。糖尿病综合症已经在母亲身上发作了，左脚趾有三处溃疡，不敢着地，上楼时，是老爸和妹妹两人架上去的。母亲在妹妹家住了35天，妹妹也累病了，母亲每天吃药六次，分饭前饭后，还得一日数次往脚伤处搽药水，她一点力气都没有，连洗脚都得靠别人帮忙了。我当时正赶上筹备散文集出版首发式，又因为几千册书没处放，得抓紧推销，爱人在乡下上班，孩子到了升高中复习的关键时刻，我手忙脚乱，腾不出半点精力。我想出不了力就出钱吧，尽管隔三差五地往妹妹那跑，询医问药请医生，买营养品，当时觉得尽力了，可今天回想起来，却成为我一生的痛——书我还有机会再出，钱我还有机会再挣，可母亲没了，我再也找不到尽孝的机会了……这篇文章，我写写停停，停停写写，我的回忆一次又一次地淹没在泪水里。
母亲住妹妹家期间，我的散文集《月亮泉》首发式在朝阳、喀左电视上播了，母亲高兴啊，那几天，她像没病人似的。父亲也特意从乡下赶来，看我的首发式电视新闻。
2004年5月17日晨，父亲打来电话，说母亲病重了，得住院。两个弟弟都在种子店，暂时联系不上。我急得直打磨磨。我的一场专题讲作恰恰是当天上午七点。忙跟计生委联系，看原计划甘招中学的那场“关爱女孩”讲作能不能改天进行。计生委的领导很为难，因为早几天就通知了总校小学，让学生早七点钟赶到，还通知了县有关领导和三家新闻单位，现在再改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尤其是对当地的学生没法交代。我再一次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嘱咐我好好讲课，讲完课直接到公营子医院。在电话里，始终没听见母亲的反应，我意识到母亲的病真的到了我预想不到的程度。
这是我有生以来背负最大的心理负担讲的一场课。在母亲病重的危急时刻，在最需要我的时候，父母把我的工作放在了第一位，我没有理由把这场课讲砸了。那场《相信自己，相信未来》的专题讲作让全场的人流泪，也让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疲惫地走下讲台，我的泪在眼眶里转，我的牵挂在心里疼。
甘招乡政府派车将我送到公营子医院。见到呼吸有些困难、全身浮肿的母亲时，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怎么会病到这种程度呢？怎么不早上医院呢？我反反复复地絮叨着，不知是自责，还是说给谁听。公营子医院安排了单间病房，全力救治着，可情况越来越不乐观。母亲已经吩咐要我们准备后事了。
我们怀着最后一线希望，转院到市二医院。从一楼到三楼，从住院部到门诊楼，一次又一次的检查化验让母亲痛苦不堪，可她顽强地坚持着。糖尿病带来的各种综合病症已经全部发作，心脏衰竭，身体各器官老化。于是医生吩咐从糖尿病住院部三楼转到内循环科二楼。母亲每天靠氧气维持呼吸，食量也少得可怜。因为呼吸困难，几乎整宿睡不成觉，到了第四天，医生说得抽胸水，于是，一只特大号针头从母亲后背的肋骨间穿进去，淡黄色的胸水被吸管吸出来，一管儿又一管儿地推进痰盂里，足有一千毫升，那是人体里最珍贵的营养。这种症状说明母亲的吸收出了问题。抽过胸水，母亲的呼吸显得轻松多了，可仍需要氧气维持。开始是三四天抽一次，后来得一天抽一次，医生说，这样下去，人会因营养得不到吸收而病情恶化。
主治医师是中三家镇的老乡温立春，他几次告诉我们，母亲这病就是倾家荡产，也没有治愈的希望。他提醒我们，在医院用药和在家用药是一样的，不如回家治疗，我家小弟还是医生。我们姐弟四人态度都很坚决，如果母亲真的活不多久了，那就是死也要死在医院里。因为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尽孝了！作为老乡，温大夫还是在提醒着，他亲自跟母亲谈，说这病得回家慢慢养。母亲断断续续地说：“我这样回家，不等着去那个角吗？你得给我治好了再回家。”母亲是微笑着说的。这些年，她无数次地偷着停药，为的是省钱；也无数次因为心情不好而罢药，为的是怄气。而这一次，母亲竟把生命看得这样重要。当她想好好地活着时，命运已经残酷地告诉她大限之期即临了。
我们姐弟四人都预感到了这一点。我们背后哭过、悔过、恨过，之后，不得不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我们不愿意母亲带着恐惧到另一个世界去。
有一天，母亲看上去比往日安详了许多，她好像暂时远离了病苦的折磨。我开始试探着跟母亲谈起死亡的话题。这个想法已经在我心里酝酿了几天了，每次想起这个话题，我都禁不住流泪，经过这些天的思考，我已经把死亡看淡了，也看开了。如果知道自己哪天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会自然地走开。我试探着问母亲：“妈，你怕死么？”母亲平静地望着我，没有回答。我说：“其实，死亡就像睡觉一样正常。人是有灵魂的，灵魂是不死的。死亡是这个世界生命的结束，也是另一个世界生命的开始。将来，我们大家都得到那个世界去。”母亲听得很安详。我又跟母亲谈起火化，我说火化是佛家弟子升入天堂的礼仪，不经火化，人的灵魂就升不到天堂。将来我死了也要火化，大家都得火化，那样才能在天堂相聚。此后，母亲对死亡的恐惧减轻了，对我的依赖却加重了。
6月初的一个周五晚我回到县城家里，想休息一下，周六再检查一下身体。周六一大早，妹妹打来电话问我今天是否回医院，母亲昨夜一宿没睡。我告诉妹妹等六点钟往温大夫家打个电话，求他过来看一看。不到十分钟，妹妹的电话又来了，带着哭腔说，母亲让她们都滚回去，说你姐不来，你们在这干啥。我知道，母亲把我当成了主心骨。五点钟，我约大弟，打车火速赶往朝阳。
到6月中旬，我身体的不适已经很明显了，于是跟母亲作了交待，赶回喀左做手术。此后，母亲开始张罗出院，她怕死在医院里。母亲出院的消息在老家扩散开来，亲朋好友，老邻少居都来看母亲。大家怀着希望而来，抹着泪水而去……但人们都说，会没事的，因为给母亲定做的棺材已经三次被人买走了，这在民间叫“闯三关”，闯过这三关，就没事了。
母亲的生命真的是顽强，出院后，在二医院池景军大夫的精心医治下，母亲的胸水竟然慢慢地吸收了，两个月后，她的糠尿病足也奇迹般地痊愈了，这是个奇迹。（后来我遇上市二院的医生，谈及母亲的病情，她们也感到惊讶。）但心情一直很抑郁。我和妹妹回家，她每次都拄着拐杖，让父亲搀扶着，走到大门洞，坐到椅子上等待。走时，她又费力地拄着拐杖，送到大门口，眼巴巴地望着我们。我们不敢回头，直到她看不见时才回望一眼长出院外的毛桃树，眼睛早已红桃子样了。国庆节期间，远在承德的四个表姐来看母亲。与母亲告别时，她们给她们的姑妈唱歌，唱《母亲》，唱《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我们也跟着唱，可只唱了两句就再也唱不出来。小时候上学的情景，过年穿上新衣服的情景，考上学离开家的情景……种种情景历历在目，喉咙哽住了，泪水决堤般往外涌……三表姐给母亲买了件大红上衣，母亲穿上立时精神焕发，多少年来，被病苦折磨的母亲头一回这么高兴，那一天，我们大家与母亲合影，还给母亲单独照了几张相。谁知，这其中的一张竟成为母亲的遗像！
2005年正月，以往最烦打麻将的母亲乐呵呵地看我们打麻将，怕她嫌吵，我们从母亲的东屋挪到大弟的西屋，不一会儿，母亲挪蹭着身体，扒开门帘，笑吟吟地来看我们。我们就又把麻将桌挪到了东屋。
正月24晚9时许，在与病魔抗争了15年后，母亲与世长辞。我在周三曾打电话给母亲，她说这阵子不好，吃不下东西了，声音里明显带了哭腔，我安慰她，别着急，我周六就回去。可母亲周五晚上就匆匆地走了，这成为我永远的痛——我以工作和事业的名义，以儿子学业的名义，错过了为她最终尽孝的时机，也错过了见她最后一面的机会——如果真的有天堂，这个机会还能补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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