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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模范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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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6/16 11:45:35
来自：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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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北票机械厂

北票机械厂曾是北票县市最大的机械制造企业，我在这个企业学习、工作了20来年。

最初进北票机械厂是在1974年，那时我还在北票一中上八年级。学校搞教育革命，为上山下乡、建设新农村做准备，学校成立了红医班、果树班、土记者班等好多班，我参加的是机械班，原因是我很喜欢物理课，教我们的乌老师是上海人，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教课非常认真。我们机械班学习的地点是北票机械厂，每周有两天要到那里学习。当时搞厂校合一，厂里给我们派出的一位老师是梁万曾老师，后来才知道他是当时厂里最有学问的师傅，曾是一所大学的讲师，“文革”期间到了北票。有这么好的两位老师教我们20多人，再加上厂里有那么好的条件，我们大家学习的劲头非常足。后来我又到农机修理门市部跟着姜师傅实习，那时真的感到自己的翅膀挺硬了，可以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了。遗憾的是我下乡4年，从没接触过农业机械，我们那个村子连电都没有，水泵都没见过。

1979年我们知青全部返城，我被分配到骆驼营袋白灰厂。工作一年后，一位朋友的父亲把我调回了市内。当时也可以进机关，进当时热门的商业系统，但我一定要去的是机械厂，这是我学工时就梦想工作的地方。当时的政工股长范喜旺、干事李铁成对我说，到这个厂只能去铆锻车间，在大铁棚子底下干活，冬天冷，夏天热，劳动强度大，你可想好了，别干不了十天半个月的就调走了，这个车间的年轻人已走了10多个了。我当时表现得决心很大，范股长又领我见了亓贵成书记。第二天李铁成师傅带我到一车间见了董孝禄主任，董主任把我交给了他的徒弟赵胜利师傅。后来有人开玩笑说我是嫡系部队的。赵师傅长我四岁，既是师傅，又是哥们。干完活我们常到厂房后面去摔跤，赵师傅的粘踢使得相当好。骑老驴、跳老驴、撞拐几乎是每天必有的活动，那两年是我最开心的两年。当然，学技术，好好干活是不含糊的，我买来了《实用铆工技术》、《板金工展开下料手册》，回家用硬纸壳做样板、模型。在家学，在班上实践，可以说我当时在车间是挺可以的了。

1981年秋天，我们厂承接了一项重大任务。到山西省侯马电厂安装一台30平米的静电除尘器。这是我们厂第一次安装这么大的设备，重量有90多吨，长有12米，宽有9米，本体高13米，加上基础高度有20多米。任务落到了我们车间，由生产股张树生股长负责，董孝禄主任带队，我们一行20几人开赴山西。从前安电除尘都是由实力雄厚的电建公司安装，而这个电厂的施工场区相当小，大型吊装机械根本无法作业。我们当时用三根松木电线杆接起来立了一座30米高的抱杆，拉了8道缆绳，安安全全地树起了吊装设备，当时的侯马电厂的领导及山西电建二公司的同志都很服气。经过70多个日日夜夜，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并且使这台产品获得了机械电子工业部的优质奖。

此后北票地区除尘设备安装人员基本上是由我们这伙人带出来的，而让我常常感到痛心的是我的师兄弟房文昌在前几年到吉林安装时，从高空中掉了下来，失去了他宝贵的生命。

1982年，厂里要学习朝阳重型的经验，组建下料车间，董孝禄主任带我去了这个新组建的车间。后来实践证明这种生产方式不适合我们厂，我们车间又变成了铆锻车间，即五车间。年末，厂里给了我们车间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到黑龙江省伊春市木材综合加工厂安装一台15平米电除尘器。小兴安岭的冬天是要多冷有多冷，我们受的罪是可想而知的。春节我们回家呆了5天又回伊春，上火车那天，张玉秀的妻子托人在食品加工厂买来了元宵，在家炸好后给我们送到火车站。那情景至今都在感动着我。

1983年春天，厂里接了一项出口泰国某糖厂的多管除尘器项目，当时叫276管汇战，王佩富厂长作了动员报告，王景峰主任任总指挥，我当然也是汇战的一员。全厂热火朝天，日夜奋战，按时完成了任务，受到了机械部、省生产委的一致好评。我得了300元奖金，那个年头可是一笔不小的钱，大伙说，这个汇战，任宏凯把娶媳妇的钱都挣够了。

1984年，钳工车间成立铆工班，向我们车间要人去带班，董孝禄主任派我去，我不愿意离开老主任，再说带10几个干惯轻松活的人也不好带。去了之后，徐文跃主任非常支持我，同志们也齐心协力，我们想尽办法挣工时，甚至装煤、卸煤，仓库倒库的活我们都找着干，两年来每个月都能挣足10几个人开支的工时。

1985年我调到了厂里的工艺科，徐主任不想让我走，又说怕耽误了我的前程，最后还是依依不舍地放了我。到了工艺科，感到自己要学的东西很多，除了自己认真地学习和工作，也得到了大家的帮助。还经常帮助宋师傅作目标成本，后来主管财务的王振业厂长还想把我调到财务科搞成本。哈哈，如果去了，那说不定我还能是个好会计。

也是那一年，我考上了北票市电大。那是我自费学习，而且是不脱产的学习，这是我下了很大决心的。在1982年那批电大招生，厂里说我是工人没有让我参加考试，1983年我到朝阳报了辽大的函授，因无法参加面授而放弃了。1984年是党政干部班，我更没资格参加，而1985年这可能是我一生最后的机会了。如果有人说参加成人考试、学习是混文凭，想当官的话，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他，我是在圆我的大学梦，弥补我在恢复高考那两年失去的机会。我还会说从1978年恢复高考到1985年我从没有间断过学习，不管工作多忙、多累，总工会在一小学办的几次学习班我都参加了。

上了电大，势必会影响工作，当时的王佩富厂长，杨锦寿总工，傅继铭科长还有科室的同志们都很照顾我，我边工作边学习。

1987年春天，市经委给了我们厂4个名额到市里参加预考，考上的将于5月份参加全国成人考试，考取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职工大学，校址在大连。预考和正式考试我都顺利地通过了，我在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学习了3年，受了很多累，吃了很多苦。在大连上学期间，我仍然没有放弃北票电大的学业，因为我喜欢中文，而且还有一年半就毕业了。我用顽强的毅力如期完成了电大的学业，没有一科补考。

1990年完成了大连的学习回到北票机械厂，分配到企管科，高瑞中厂长叫我负责“质量、品种、效益年”工作，我很兴奋，到分厂、车间去讲课，画定置图、做定置板，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1992年市机械电子化工局企管科的周川斌科长借我到局里工作，也许那次可以留到局里，有希望弄成为事业编，且不知厂里换了厂长，王歧明厂长到任后，知道我被借到局里，一定要我回来，负责厂里的经营计划工作。这使我感到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我开始制订实施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使企业逐步向现代企业管理的轨道发展。

1993年，我感到经营管理中的预、决算工作常常受到甲方的制约，一是我们对发电、水泥、化工的预算方法、取费标准不懂，二是我们没有资质制定预算。那年的6月我到省建材学院系统地学习了预算，并考取了预算员证书。此后，我们厂里的安装预算都由我来做，从而避免了受甲方制约，我们的报价也符合国家不同行业的规定。

到1994年我越来越感到由于我们法律知识的匮乏，很多合同无法彻底履行，货款无法全部清回。我便系统地自学了两年法律，每天下班后在办公室里学习到十点才回家，那些年为厂里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并在朝阳市法院的审判大厅、北票市法院、建平县法院作了《怎样依靠法律，维护企业利益》的发言。后来也有机会在司法部门工作，但感到去了那里把这些年在机械厂学的技术白瞎了。前些年还常常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

北票机械厂在风雨飘摇的1998年彻底放假了，很让我痛心。从前的老领导王佩富厂长已是生产委副主任了，王振业厂长已是冶金局的总会计师了，两位老领导没有忘记我，也可以说是在第一时间他们就找到了我，给我找了工作，我在那个企业干了两年，我永远不能忘了这两位老前辈。

2000年正月初六我离开了北票，在外漂泊的日子里，我始终没有忘记北票机械厂。前些年每次回家都会先到机械厂的大门口看看，站上一会儿。我现在在外面打工，还能有人用我，是看我还有技术，是看我仍有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品德，而这一切都是北票机械厂给我的，我永远感谢北票机械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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